还原历史场景，尊重历史事实。既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当代人视角解读历史，又不能机械地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苛求前人，实事求是地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定性定位，从而做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毫无疑问，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国数十年文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讲话》毕竟是六十多年前的一部文献，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其中有些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是先进的，而拿到现在看，则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纯粹用当代人的评判标准去解读文本，肯定会产生历史的错位，必须把学生的思绪引导到20 世纪40 年代初那个炮火连天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验一个政治家、战略家对文艺问题的严肃思考。
让学生进入历史并不等于沉溺于历史，还要让学生跳出历史回到当代，站在当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判断。如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工农兵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是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把文艺服务的侧重点向他们倾斜完全是应该的，这样提有利于抗战。然而，这种提法拿到现在显然过时，因为现在是和平建设年代，文艺的服务面应该更宽，所以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艺术的典型性时，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中，又强调共性和普遍性；在谈到文艺创作题材时，强调宏大叙事，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从而无形中忽视了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站在文学的角度，这无论如何也是理论上的缺失。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偏颇或缺失，放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却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毛泽东《讲话》发表于1942 年，正处于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抗击日寇的侵略。在那样一个时代，个性必须融于集体，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国家意志，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战争。毛泽东对文学的要求，强调塑造人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强调宏大叙事、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作家、作品和人物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学生通过历史—当代—再历史—再当代反复的思维转换过程，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文学现象终于有了全面的、科学的把握。类似这样的教学难点，只有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破解，破解的过程，就是对学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过程。[论文网 LunWen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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