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零部件”和“副产品”，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训”，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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