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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