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威性着作，影响颇大。阿英还着有《弹词小说评考》（1937）、《女弹词小史》（
1938），其中保存了许多近代女弹词家的史料，很有价值，因之也扩大了近代文学的研
究范围。阿英还编辑了许多文学资料，于近代文学研究贡献甚多，这将在下面还要提到
。
总起来看，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此期所谓“近代”，尽管概
念模糊，时限尚不统一，但不论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五十年”（1872
—19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末”、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的
“近代”（1898—192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现代”，其言说重点均指
近代文学史中最主要、最具特色（近代性）的主体部分。作为近代文学的重心，以上各
家的诠释对于尔后开展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近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在今天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五四
”时期，胡适、郑振铎、钱基博、陈子展等人不约而同地均把近代文学与“五四”文学
革命联系起来论述，这一见解足可见出以上诸家的卓识。
第三，“西学东渐”是近代文学发生新变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
占有突出的位置。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均重视翻译文学，鲁迅、胡适、郑振铎、茅
盾、陈子展、贺麟、杨世骥，林榕等，或在自己的着作中辟专章论述近代翻译文学，或
写专文探讨重要译家（如林纾、严复、伍光建、苏曼殊、周桂笙）的译作。这种对近代
翻译文学的重视，恰与1949年至1978年这段时间对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相对忽视形成反
差。
第四，此期近代文学研究尽管还不成系统、也缺乏广度和深度，但由于许多研究者
是有卓识的学者，论着富有学术个性，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
三
从1950年至1978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建期。这时期突出的成就是确立了“近代文
学”这一文学史概念，并开始视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
如前所述，1949年，虽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
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专着论述到近
代文学的内容，但他们对“近代”的概念是模糊的。我们所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
战争到“五四”运动，即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全过程。
五十年代初鉴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状况的不尽平衡，一些学者如丁易、李何林、舒芜
首先提出开展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这个建设性的意见虽未
能根本扭转学术界对这段文学史的淡漠和忽视，但对于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积
极的意义。之后，则有对诗人黄遵宪的讨论，对小说《老残游记》的争论。尽管这些讨
论，特别是关于《老残游记》的争论，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对近代作家作品的这些
讨论，包括六十年代中期对《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的讨论，对于推动
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也都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断限的意见，在更科学的意义上明确提出“近代文学”这
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段来研究，应溯源于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
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着的《中国文学史》和稍后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
史编写小组编着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北大本《中国文学史》，首次在《中国文学
史》中把“近代文学”列为独立的一编，其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1960年，中华书局出
版了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是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第一部断代专史，
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把中国近代文学写成独立的断代文学
史专着，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六十年代近代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成果值得注意，一是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二是近
代文学的研究论着。在这两方面贡献最大的是阿英先生。阿英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研究
近代文学，他先后写了《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注：据吴泰昌编的《阿英着作目录
》作者自述：“本书始稿于1934年，至1938年写定。”全书40余万字，未刊，惜原稿遗
失。）、《晚清小说史》和收集在《小说闲谈四种》中的有关研究近代小说和近代文学
的许多文章；特别是在近代文学资料整理方面，他的贡献最大。阿英除撰写了《晚清戏
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外，又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五种
，（另有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补编》一种），《晚清文学丛钞》12卷
。如果从三十年代算起，阿英编着的有关近代文学的研究着作、资料、目录的总字数约
在1000万字左右。阿英先生是在近代文学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位
着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赢得了近代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尊敬。
在资料建设方面，魏绍昌先生也是很有贡献的，他六十年代初编的《老残游记研究
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八十年代他又编了《李伯元
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对研究近代小说很有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简夷之等人编选的《中国近代文论选》（上下两册）、北京大学中文
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的《近代诗选》、《人境庐集外诗辑》，为
近代文化和近代诗歌研究提出了参考文本。
在研究论着方面，这时期除出版专着《晚清的白话文运动》（谭彼岸着）和《黄遵
宪传》（麦若鹏着）外，还发表论文446 篇（注：此统计数字据王俊年等：《建国三十
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第139页。）。除前面已涉及
到的论文外，较重要的还有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及其特征》、四川师院
中文系教研室撰写的《龚自珍诗研究》、吴剑青的《黄遵宪评传》、佘树森的《如何在
文学上评价梁启超》、严薇青的《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章培恒的《论高旭
的诗》、叶秀山的《王国维的文艺思想简评》、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第一章
）》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面窄而零散。
“文革”前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极其可怜，每年平均只有27篇文章，
而且研究面也很窄，主要集中在近代四大谴责小说和几位大家身上，如龚自珍、黄遵宪
、梁启超、秋瑾、王国维等人。而对于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家均未涉
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对许
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缺乏研究，自然写不出文章来。二是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对
近代文学史上许多主要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家不敢涉及。前者如蒋智由、黄人、资产阶级
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后者如同光体、鸳鸯蝴蝶派、诗人金和、江闓等。
这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成果零散，不成系统，即以近代最有影响的作家龚自珍、梁
启超和王国维而论，也只是几篇文章，既没有对其生平、思想和作品进行研究的专着，
也少有高质量的论文。如果从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要求，即从年谱、传记或评传
、作家研究到研究资料集这样一套系列研究成果来衡量，“文革”前的近代文学研究，
没有一个研究对象具备了这样的研究深度。
（二）受政治气候左右，表现出浓重的政治色彩。
“文革”前的文学研究均受政治气候的影响，非独近代文学研究如此。但由于近代
文学强烈的现实性和为政治运动服务这一特点，在近代文学研究论着中政治色彩更浓。
表现有三：其一，有的研究者把近代文学分成进步与反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
类，人为地把研究者的思路引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如把诗歌中的南社与同光体，散
文中的新文体与桐城派，小说中的革命派小说与鸳鸯派小说，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文
学，抬高前者而贬低后者。在这种理论的误导下，对近代文学史上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家
，如宋诗派的郑珍、莫友芝，“同光体”的陈三立，汉魏六朝诗派的王闓运，
鸳蝴派的徐枕亚、桐城派的梅曾亮也都给以基本否定或很低的评价。其二，以政治分野
代替文学批评。比如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评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对其文学的评价，
生硬地以“戊戌政变”为界分解为进步和反动的两部分：这之前宣传维新变法的，是进
步的；这之后宣传“保皇”的，则是反动的。表现之三，把作家的政治观点、主观思想
完全等同于艺术创作和作品客观的思想意义。这在关于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评论中
表现得最为突出。评论者把刘鹗视为“汉奸”，或说其政治立场“极端反动”，并在作
品中寻找“反动”的根据，摘章引句，望风捕影，把完整的艺术形象肢解得支离破碎，
然后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思想意义。
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8年底，特别是1974年之前，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
空白期。1976年之后，一场政治灾难结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转机，近代文学研究界也
发表了几篇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时萌的《关于评价晚清谴责小说的一些看法》、王元
化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任访秋的《林纾论》最具代表性。这些文章从历史反思和总
结教训的角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较宽容的心态，对近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尽管这些文章似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它们对于推动近代文
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四
1979年至199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繁盛期。这二十年是近代文学全面丰收、研
究成果最多的一个时期。此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个观念更新、方法多样、自由探
索、多元互补的前进势态。
这二十年所发表的近代文学研究论文，据我不完全统计在4000篇以上，为前八十年
的五倍。更主要的是大批研究专着的出版。这二十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专着？目前尚无
准确的统计，保守的估计也当在150 部以上，这和前三十年出版的研究专着不足十种比
起来，更是一个飞跃，而且专着的总体质量也有很大提高。除了近二十种中国近代文学
史、小说史、诗歌史、散文史、理论批评史、美学史之外，较有代表性的专着有：任访
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季镇淮的《来之文录》及其续编、时萌的《中国近代文
学论稿》、管林等合着的《龚自珍研究》、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夏
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
五四”新文学》，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叶嘉
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注：叶嘉莹以下五人为美籍华人或台湾学者。）、王德
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李瑞腾的《晚清文学思想论》、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
究》、林明德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运动》、连燕堂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徐
鹏绪、张俊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刘德隆的《刘鹗散论》、吕ｐéｎｇ芃
《龚自珍诗发微》、佛雏的《王国维诗学研究》，聂振斌的《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
还有为数众多的作家年谱、传记、作品选注、资料集。这些论着，或以资料翔实取胜，
或具有新的理念，新的发现。有些研究专着，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从理论框架到研究视角，都具有新的意义，可以说，它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新。
但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更主要的成就，是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开始从学科建设的高
度考虑并规划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一次飞跃。
这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鲜明的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排除“左”的思想干扰，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
新时期（1979）以来学界在文学观念与审美理想上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为我们
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学提供了可能和新的眼光。德国大诗人海涅说过：“每一个时代
，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
精神。”本时期前十年，近代文学界一方面对过去的作家和作品进行了重新评价，例如
对近代小说《花月痕》、《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孽海花》、《九命奇冤》
、和《恨海》的评价，对龚自珍、梁启超、林纾、苏曼殊、陈衍、朱祖谋和评价，都具
有一种“新眼光”、“新精神”。另方面，不少学人又勇敢地冲破禁区，对桐城派、同
光体、鸳鸯蝴蝶派，以及金和、曾国藩、《荡寇志》、《九尾龟》、《玉梨魂》等作家
作品进行了新的评价。这方面的探索不仅开拓了研究领域，有的还填补了某一方面的空
白，如钱仲联先生的《论同光体》，就是建国后第一篇评论“同光体”的学术论文。对
近代文学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所作的这些新探索、新评价，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向广
度和深度拓宽。
（二）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微观、宏观、比较研究的齐头并进。
大体可以这样说，九十年代之前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偏重微观研究，主要是对作家
（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这时期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9）在近代文学微观研究
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发表了百余种有关作品辑佚、校勘、选注、作家生平史料考证、
具体问题辨析的着作和文章。较有代表性的论着有郑方泽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
、郭长海的《秋瑾事迹研究》、刘蕙荪的《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郭延礼的《龚自珍年
谱》、《秋瑾年谱》、孙静的《龚自珍文集与年谱序跋补辑》，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王
立兴的《中国近代文学考论》、梁淑安和姚柯夫的《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经眼录》等。
在充分占有资料基础上的宏观研究是学科建设上较高的研究层次，高质量、高水平
的宏观研究是一个学科整体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在这方面，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也取得
了较大的成绩。在此期内，近代文学界进行过若干次较大范围的学术讨论：中国近代文
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注：论文均收入讨论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性质与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变
化的内因与外因，早期话剧的形成与外来文化的影响，近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
神，关于中国文学的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议题都是属于宏观研究的范围。同时，
不少研究者以宏观把握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为视角，写了一些有分量的论着，如赵慎修
的《略论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变迁》、王飙的《近代文学研究应当有自己的面貌》、龚
喜平的《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王俊年的
《政治·生活·艺术修养与创作：试论晚清小说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赖芳伶的《
晚清女权小说的渊源及其影响》、林薇的《论林纾对近代小说理论的贡献》，这些论着
都是在充分占有微观研究所获得的材料基础上，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试图探讨近
代文学或其中的某一文体形式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西方文化撞击下的变革和创新。这种
对近代文学风貌、特点和变革的总体性把握，有助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提高。
在比较研究方面，二十年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任访秋的《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
”文学革命》、牛仰山的《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与鲁迅的关系》、陈恒富的《龚自珍与
卢梭》、邵迎武的《苏曼殊与拜伦》、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袁进的《
中日小说近代变革之比较》等均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既有中西文学、中日文
学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比较，也有中国文学（近代与现代）自身的比较。在诸多的参照
系统中，更有助于准确地揭示近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
（三）多种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文学学科建设一次新的飞跃。
本时期的前十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团体、文学流
派，乃至探讨近代文学某一侧面、某一问题的论着，但从宏观的角度以新的文学史观描
述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近代文学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评价近代文学整体的文学史
着作还很少出现。这说明近代文学研究从总体上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
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断代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是1960年出版的，此后二十六年
间无同类着作出现。1987年中山大学陈则光教授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山
大学出版社），全书计划为上、中、下三册，只出了上册，因着者陈则光先生病逝，未
能完成全书的写作。1988年，任访秋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问世（开封：河南
大学出版社），此书的出版正适应了当时高等学校“中国近代文学史”教学的急需。该
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突出了“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并以此为基
调建构自己的叙述框架。之后，1990年，郭延礼又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
史》的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后两卷于1991年、1993年出版。这是以个人之力完
成的一部多卷本的断代史专着。该书在中华民族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描述了汉、满、
蒙、壮、回、藏、白、侗、彝、布依、土家、维吾尔、哈萨克等十多个民族的文学风貌
及其成就，“打破了中国文学史多系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创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
学史的体制”（注：公冶文雄：《评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近代
文学史研究的新突破》，日本《清末小说》总第14期（1991年12月），第50页。）1991
年，管林、钟贤培主编的另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上下两册，此书系高校文科教材，为适应教学需要，体例新颖，打破了过去文学史单纯
以作家作品为认知体系的结构方式，全书分综论编、文体编、作家传、中国近代文学大
事记四部分。九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
《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问世，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通史
。其中第五卷为近代文学卷，该卷为王飙负责，编写者均对近代文学素有研究，论述精
辟，颇多新的特色，出版后为学术界所称赞。
除以上所提到的几部近代文学史外，九十年代还出版了几部近代文学专史，如黄霖
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此书是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一种
，该书从中国文学批评近代化的角度来审视八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变化，论
述自成体系，时有新见。此外还有黄保真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第五册（近代部分）、
易叶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关爱和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一卷、聂
振斌的《中国近代（1840—1949）美学思想史》、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
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谢飘云的《中国
近代散文史》、马亚中的《中国近代诗歌史》、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等
。还有地区性的文学史二种：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钟贤培、汪松
涛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等。以上这些着作的共同特点有三：一是这些文学史均有
一定的开拓性，有些着作说它填补某一方面的空白也不为过，如《上海近代文学史》和
《广东近代文学史》。二是文学史观均有一定程度的革新，对近代文学的总体认识（包
括近代文学的各门类）和个性把握更加准确，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和变革动因，表现在文学史的理论框架和工作范式上也有创新，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
国小说史》第一卷；三是认知近代文学的视角和批评方法日渐丰富，改变了过去单一的
社会学批评模式。但，由于文学史的编写，不仅是着者个人学养、理论水平、研究个性
的反映，而且它的质量高低也与整个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有关。正因为近代文学研
究还存有很多空白点，研究也很不充分，所以十几年来出现的近二十种各种类型的文学
史，其总体水平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
（四）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规划近代文学研究，是本世纪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工
作的一大特点。
1979年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仅研究力量薄弱，成果零散，总体质量偏低；而且
力量分散，研究工作处于一种无计划、无组织的分散状态。1983年后，这种状况有所转
变。八十年代后期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表现了一种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努力改变近代
文学研究落后的现状，其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1988年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有些省市，如山东、广东、上海、澳门还
成立了地方性的近代文学学会。这些民间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
的研究工作。
第二，组织了多次国际性的、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学术讨论会。通过这些活动，不
仅交流了研究成果，沟通了学术信息，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也协调了研究计划，对于
近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有计划地整理研究资料，编辑了几套大型丛书。
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资料。这里所谓“资料”，既包括研究资料
，也包括近代文学作品。近代文学资料有三大特点：量大、分散、且多未整理，这点和
古代文学资料的固有基础和生存状态不同。古代文学由于研究历史长，资料积累比较丰
富，也较容易找到。近代文学的资料状况则大不相同：许多作家未出版过文集、全集，
一些社团、流派的资料也流散四方，大量的小说、戏曲、诗歌、翻译文学的文本散布在
数百种报刊、杂志上，查找、搜集、整理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解决研究资料的困难，
近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利用各地自身的优势，有计划、有组织、有分工地编写了几套大
型丛书。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室主编的七卷本的《中国近代文
学论文集》。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全国二十余家高校、科研单位
共同编辑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遗憾的是，由于商品大潮对出版行业的冲
击，只出版了一两种，此套丛书已基本上流产。三是台湾王孝廉等主编、台湾文雅出版
有限公司1984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大系》，精装37巨册，收小说78种，这是出版较早的
一套近代小说丛书，在海内外影响较大。四是上海学术界发起组织的《中国近代文学大
系》，全书分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戏剧、笔记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书
信日记、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文学、史料索引，共12集30卷，1500万字，另附别集约50
0万字。 五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辑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收近代小说数百种，
共80卷，4000余万字，已全部出齐。此书是目前规模最宏大、题材最广泛、内容最丰富
的大型近代小说丛书。六是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分文论
、诗歌、散文、词、戏曲、民间文学和小说7种12 卷，大部分已问世。七是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出版的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分社会、侦
探、武侠、爱国、滑稽、家庭、警世、言情、科学、伦理10类，共12卷，400 余万字。
这套近代短篇小说丛书，虽分类稍嫌杂乱，但很有史料价值。因近代短篇小说大都刊登
于当时的报纸和杂志，颇不易搜集，此丛书分类编辑成册，对近代短篇小说的研究提供
了最基本的篇目。
在资料建设方面，除各类大系、丛书外，还出版了若干近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别集
和全集。这些文学作品和作家史料的出版，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提高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终于走完了本世纪的最后一程。本世纪
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虽不平衡，其中第二阶段还有长达十余年的一段空白，但总的说来
，这段文学史的研究由无到有、由弱到强，今天终于在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研
究力量和独立学科研究格局的研究阵容，特别是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近代文学研究发
展更加迅速，并取得较大的成绩，以专着的数量而言，这二十年是前六十年的五倍，其
学术水平也较前有很大提高。尽管如此，倘和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相比，中
国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队伍人数少，力量薄弱，目前更存在着
研究队伍的断层问题。八十年代近代文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今天大部分已退休或接近退
休，研究队伍中的后备力量来源不足，势必造成青黄不接。这是21世纪近代文学研究面
临的最大困境。二是研究领域狭窄，这种情况九十年代虽有某些改观，但并无根本性的
转变。目前的研究对象仍集中在少数大家身上，许多近代二流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缺少研
究，有的虽有研究文章出现，但仅仅处于作家生平介绍和作品欣赏的层次。三是研究工
作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近二十年，虽然出版了专着、专书150余种，论文4000余篇， 但
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质量都有待改进和提高，有些论文或专着，既无新观点（包括文学观
念的更新），又无新资料，往往是若干年前旧说的改头换面和重复，缺乏对近代文学研
究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的开拓、创见和探索。四是高等学校的近代文学教学仍十分
薄弱，近年来虽然认同近代文学重要性的有识之士愈来愈多，但在高等学校文科中近代
文学的教学仍是最薄弱的一环，有不少高校的中国文学史课根本就不讲近代文学。高校
近代文学教学的薄弱，是导致近代文学研究后备军缺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多年呼吁
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
今天正值世纪之交，回顾本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展示已取得的成绩，指
出存在的不足，目的在于超越既往，跨向一个理想的高度，带着新的希望进入21世纪。
我深信，富有极大潜力的近代文学研究必能吸引更多的学人来开垦这块沃壤，并将取得
更加光辉的成就。
原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作者：郭延礼 [2001-7-23 7:38:46]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