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婉约派大家正名。二，“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受到体制内集体无意识的推重。三，
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形成。四，清词研究开始兴旺，成绩令人注目。五，三流
、四流词人进入研究领域。六，研究家普遍乐于承担普及赏析、辞书条目的撰写，此类
书籍畅销一时，多如牛毛。
简要地对前两点说几句话，与本文宗旨关联最多。
豪放与婉约两派之分严格说来是明人张綖正式提出的，但自两宋苏辛以来的创作
实践与词学评价早已有了这两个风格类型大致的区分。由于胡适、胡云翼两位在不同历
史时期不同文化内涵的立论褒贬，五十余年来豪放一派一直处于受尊仰的地位，而婉约
派尤其是南宋的几位婉约派大家长期受打压。新时期的词学界尤其是体制内派的主流首
先想到的课题就是要推倒重豪放、轻婉约的“历史冤案”。“老鱼吹浪”，“鸟雀呼晴
”，一时文章如潮。还专门列入大型讨论会中心议题，集体喊屈诉冤。“周情柳思”终
于压倒了“苏辛气调”，婉约派彻底平反。苏东坡的“豪放”大受质疑的同时，周清真
已升坛成了“通天教主”，南宋的白石、梦窗、碧山、玉田几似“四大天王”。不过科
学冷静的学术结账工作则是到九十年代初才出现，陶尔夫、刘敬圻合撰的《南宋词史》
的出版标志着词轻南宋的局面根本扭转，立足词本体美学的词史评价正式确立，功不可
没！
接下来的问题是：婉约派回到正宗地位，“艳科”一并它的“绮罗香泽”也得到了
新人文主义和新人性论的辩护。体制内表现出的一种心理偏斜很快便催生了孤立主义的
偏执。与之相通的则是对词“别是一家”认识的重新皈依，自觉而且过分地强调词的严
格合乐性、特殊的声调韵律与独立的文体发展机制，重新弥漫起一股封闭型的孤立主义
空气。笔者认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相对哲学的贫困
、历史的淡化，迅速富裕起来的词学形成一股回归体制的思潮（其精神内核颇有点像国
学向乾嘉的回归），价值取向上向三十年代的词学教授的体制内作业靠拢，进而自觉地
、顺理循章地并且自矜地向王鹏运、朱祖谋，甚至朱竹垞、万红友靠挂。词学
研究一旦退到了体制内，可以快慰一时，得一些当行本色的心理满足。李清照“别是一
家”以及“作小歌辞，人必绝倒”云云正是最经典的封闭心理和技艺主义的历史凭藉！
——词学真成了音乐史的一个附庸，或者纯粹的一门技术工艺，她的学术生命史便会中
断。我们应该明白，词的文体的独立性固然一定时期内依存于与音乐的特定关系，但词
的艺术价值，词的文学审美意义则是与曲调妍媸、与音乐性纯驳关系不大的！词学的理
论前进与研究开拓在今天必须打破自我封闭的体制内思维的硬壳才能有所成功！这里笔
者忍不住又想枝蔓开一句：倘《词论》真是出于李清照的声口，则笔者对她的“讥弹时
贤”的批评勇气极表钦佩。这种批评勇气正是今天的词学界最严重匮乏的。“别是一家
”不如“自成一家”，批评是允许主观的，主观的直面的批评更需要勇气。
一百年来词的体制内功课大抵已经做完，870余调1670 余体的词本体的探索几乎都
摸到了底。《中国词学大辞典》的出版或许可说是词学的全部作业可以交卷。那么词学
到了这个世纪之交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等《全明词》、《全清词》编出并出版及四流、
五流词人全部列入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的研究同仁还有什么可选择的课题方向？词学
的当代学术建设的路在哪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词学研究者呼吁加强词学理论的开拓，
加强现代观念、宏观意识与新方法的尝试。但词学理论建设与开拓的路又在哪里？现代
观念、宏观意识和新方法新手段又如何与理论建设与开拓有机结合，相互致用，这恐怕
正是摆在全部词学研究者面前的最迫切也最诱人的当行思考吧！
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词本质上作为五七言律绝同类的中国古代格律诗之一种，她的本体范畴无疑落在诗
歌之内（毛泽东同志大抵是将五七言律绝与词看作一体的，他的诗词几乎全是此两类）
，词论在理论整体的框架里亦是诗论的一个分支，属于宏观的格律诗的理论范畴。李清
照“别是一家”之论无非是着眼于音乐合配上的一种技艺，是一种工具主义或技艺主义
的矜夸。王国维所谓“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只是词与诗的功能表现上的区别，词能细
腻言情，委婉曲折，一唱三叹；诗则发唱心志，意境广阔，气调宏远。但这种原生时的
分工，苏轼出来后就打破了，词也“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
发议论”。词原生初的“艳科”质性也在苏辛等人的解放大潮里被冲破，悲壮、苍凉、
哀艳、闲逸、放浪、颓废、讥弹、恩爱、游戏、诙谐等等都可以用词来表达，不仅能“
尽言诗之所能言”，而且“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胡适所谓“诗人的词”的阶段已
经开始了“诗词合流”的时代（南宋辛弃疾、陈亮走得更远，“白雨斋”说龙川词全脱
音乐，“合者寥寥”）。所以词的理论建设与开拓宏观地说还应与格律诗诗学的美学特
征与历史进程合并来讨论，它的文化功能与诗论勾联在一起，并弥漫到文论（如辛弃疾
“以文为词”），便是诗文理论的一个侧面或亚层次。
另一方面，词与曲又是质性相同的前后演变的文体，胡适曾说：“在文学演变史上
，词即是前一个时代的曲，曲即是后一个时代的词，根本上并无分别”（《赵万里〈校
辑宋金元人词〉序》）。——事实上有宋一代词、曲在称呼上往往是不分的，胡寅《酒
边集序》开头即说：“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赵师＠①《吕圣求词序》开头即说
：“世谓少游诗似曲，子瞻曲似诗”——这里的“曲”即是“词”，这段话到了《后山
诗话》里就变成“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了。赵德麟《侯鲭录》也有一则云：
“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有数百首”。当然真正文体意义上的曲，也即是文学流变
史上词演化而成的曲，则又是词的一种异变发展后的体裁（乐工歌伶又起了关键作用）
。词与曲，与小令、套数，进而与杂剧勾连起来，又是中国戏曲的一个重要源头。——
词，上与诗与文，下与曲与剧文体发展纵向上的绵延贯串，承续沿革，或者换个思考平
面，词论与横向上的诗论、曲论、剧论诸学科又是如何互相出入、衔接、渗融的？他们
间的比较研究、合并研究也正是一份宏观的本体流变史和融合史的极大课题。诗，近体
律绝，几时又是如何演化出词的？《生查子》、《玉楼春》与五七言律绝从哪里开始不
同？异变的表征是什么？轨迹历程又如何？《清平调》呢？《瑞鹧鸪》、《小秦王》呢
？王国维曾发现“《乐府诗集》者多近体诗，而同体之见于《花间》、《尊前》则多为
长短句。”他的推测意见是：“盖诗家务尊其体，而乐家只倚其声”（《跋〈云谣集杂
曲子〉》）。这个答案显然太简单了。同样，词与曲的异变机制又在哪里？《黄莺儿》
、《满庭芳》、《朝天子》、《点绛唇》、《醉太平》等一堆词曲同名的字眼、声调、
韵辙上的区别又在哪里？怎么产生？怎么定型的？李渔曾说：“空疏者作词无意肖曲而
不觉仿佛乎曲；有学问人作词，尽力避诗而究竟不离于诗”（《窥词管见二十二则》）
。这种创作论或者亦可说是风格论上的认识，它的本体论的依据或实质又是什么？——
这些微观的体制内研究往往透出宏观的体制外演变的真正信息与关节，而这些，这些中
的大部分工作，我们的前辈都没有认真做出漂亮的成绩。明人俞彦《爱园词话》有一段
相当着名的话：“词何以名诗余？诗亡然后词作，故曰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
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这里的“亡”与“作”究竟是
怎样一种递嬗或承传的关系？“所以歌咏诗”与“所以歌咏词”者指的是什么？汪森《
词综序》、宋翔凤《乐府余论》、陈仁锡《草堂诗余四集序》等等材料经施蛰存先生《
说诗余》的整理阐发，或许正可揣摸到“诗”到“诗余”到“词”的演化关键的一些启
示。
词与诗、词与曲的沿化关系实际上也凸现了词的起源与变异这个词学的根本性问题
的重大内涵。近代以来，王国维深信崔令钦《教坊记》所附“三百二十四调”的曲名表
，倾向于相信盛唐已有词调的产生，梁启超也持类似观点（胡适考证指出：崔氏曲名表
中如《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等，实出于唐武、宣两朝，《教坊记》不可
深信）。胡适《词的起源》则考定“依曲拍为句”，即依曲调填新词应是中唐刘禹锡、
白居易等人受民间曲子词的启发开始创体尝试并正式引入文苑的，第一批作品即所谓“
中唐六调”。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五）曾提到“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
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
，亦有在涯之前者。”——此说乃朱熹“泛声说”的先声，但扯出了一个贞元进士王涯
来。朱熹的“泛声说”与胡适的“依曲拍填词”本质仍是可以联通的，沈括说“贞元、
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正印证了胡适的中唐说。大约在沈括时代王
涯已是流行说法的填词首创者。显然这是严格地就文学的词或曲子下的结论，非文学的
词或曲子的形式运用，则应更早一些。但传统上不少人——包括词人——却都认为词起
于晚唐，如陆游在《花间集跋》说：“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他为自己的“长短
句”作的序中也说“依声制词，起于唐之季世”。当代学者借着隋唐燕乐研究的深入在
词的起源看法上渐渐时间上往前推。区分唐声诗与依声填词间的形式界限其文学性与音
乐性的诠释又如何？“唐词”的提法为什么许多人坚决反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应
该勇于表态。
这里又连带引出一个词自身的发育成熟、体态气性变化的规律性的探讨。杨海明《
唐宋词纵横谈》有一节谈晚唐五代词的“早熟”特性，提出了词史研究词发展演变中的
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词从民间兴起，只经过中唐文人短暂的尝试阶段，却一下子跳
跃到了晚唐五代词的成熟阶段”。杨海明认为这个“跳跃”是一个“超前成熟”，不仅
体现在体式、意境等外在表现上（体式的粗糙到精致，意境的浅露到圆熟），而且体现
在内在的心理面目与体气质性上（“艳科”的“愁”、“怨”，心态的成人化）。即是
说从中唐起源起到南唐李煜止，词的形式、内容、风格、意境、趣味、声调、格律，已
经全面成熟并迅趋定型，不仅定型而且呈超稳定状态，为身后的三百年宋词，甚至近一
千年的词创作奠立了标准范式，并且奇迹般地形态结构保持一千年不变！她的“遗传基
因”完全渗透到后来的词的细胞中，融化在后来词的血液中，即便如苏辛那样的“革命
”、“豪放”大家亦不时暴露出一条艳科本色的尾巴。我们要问的是这种质性“早熟”
以及“早熟”后的稳定不移，她的产生机制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还有一件可做的事就是认真探索五代两宋词人的真正生存状态与人文情志。时代文
明土壤、社会文化因子、朝廷意识形态措施、知识分子政策等等，作用何在？如何作用
？词人与诗人到底是在哪种内驱力、外诱因下分道扬镳，各自选择自己的文艺类型与审
美形式？（再深入一层，例如，如何理解江西诗派大诗人陈师道对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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