煜词的评价，一次是关于李清照词及《词论》的评价。当然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
的论争也已开始，但这基本是一个历史考证问题，与李清照改嫁问题一样，属史实的论
证与认定，不在本文关注的视界之内，尽管这两个问题均隐含着深重的文化心理与社会
伦理的思考。
1955年开始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争论应该说是在一个相当健康的学术氛围内展开，
并且又还在一个相当温和的权威结论下收场的，体现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新变格局的同时
，也折射出重新组合过后的新旧词学队伍在审美观念与人文立场上碰撞的火光。新的历
史条件下，自有新的历史内容和新的关注方式——自然也耸起了新的历史权威和新的理
论魅力。李煜词的讨论于1955年8 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论
争环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争论各方基本上都站上了唯物
史观的新台阶，处于同一个认识平面。南唐社会政治状况，李煜的封建帝王身份最受人
重视，前期作品的爱情态度有没有“人民性”？与人民感情“相通”否？后期作品反映
的是不是“爱国主义”？个人私生活的眷恋与故国山川臣民的怀念“交织”与否？结论
差距很大。——问题一凿实，有时文学的内蕴反倒蹈空。在谈到上面最后一个问题的争
论时，我不由想起苏轼的一段批评李煜《破阵子》词的话。苏轼就词的最后三句“最是
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发议论道：“奉国于人，故当恸哭于九
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东坡志林》）——听这段
话，不由替苏轼脸红。苏轼把后主词当历史读，发政治感慨。“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
民而后行”，是政治伦理，是历史道德；而“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是艺术，
是审美，是文学典型！是王国维说的“神秀”与“天真”！在这里，李煜艺术审美的把
握特别是美感的表现形式的认知显然要胜过苏轼一筹！苏轼与提这些个问题的人一样，
认识落在李煜是不是好皇帝，而我们问的是李煜为什么是优秀词人。
话归正题。毛星的《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的发表标志着前一阶段讨论的终结。他
认为我们不必纠缠南唐政治社会的评价与考证，也不必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的
标签乱贴李煜的词。他表态道，李煜是一名“好声色”的皇帝，谈不上爱情的真挚与专
注，更谈不上“人民性”，后期的词也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问题。——李煜词的阶
级内容是明白的，思想感情应该也是清楚的，要紧的是回答：“近千年来李煜的词为什
么受到这么多人的爱好？”问题又回到了词人评价核心的美感形式、艺术手法、接受心
理等文艺理论的基本范畴，以后的讨论便围绕着这个问题作解答。权威的解答是何其芳
的“典型共鸣”说。何其芳对李煜词所以能引起历代读者的激赏与共鸣作了相当完整的
理论阐释：“典型共鸣”，不仅在它的典型性（尽管李煜生活面很狭窄），而且在它的
真实性（尽管多的是帝王的“愁”与“恨”），而它们是与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相联通的
。何其芳也明确反对用“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廉价的标签”去
贴李煜的词。李煜词的讨论在何其芳做了总结后争论各方基本上获得了共识，词学研究
处在健康地展开但曲折地行进的轨道里。
李煜词讨论刚到尾声，关于李清照的讨论便接踵而来。1957年开始评价李清照时，
肯定的声音很高，备加颂扬的文章不少。但到1958年，由于思想理论战线左转与高教改
革激进过火的大气候，李清照声誉一落千丈，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被公开
批判，如复旦大学批判刘大杰便很有代表性。李清照这个人及其词遭到彻底否定。六十
年代初，又由于特定的政经形势与社会状况，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弦”稍稍松弛、缓和
，李清照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一批词学大家如夏承焘、唐圭璋、王季思等都踊跃参
加，从1958年的全盘否定中争夺回了部分的肯定评价。但普遍对李清照的词中所体现的
典型的思想感情以及她的贵族上层妇女身份仍持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有的甚至从她追
随宋室南渡的逃跑主义追诉到她的词引导人们逃避现实斗争，滑入颓废之路，从而论定
“她的词不是人民所需要的”。——“怕见飞花，怕听啼鹃”，整体看来，“怕”字当
头，批评的词色严峻，文心困惑，肯定的意见低气嗫嚅，欲说还休。但围绕着李清照《
词论》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相对来说还靠近学术层面。这次论争由于政治气候“乍
暖还寒”，匆匆收场，分歧没有得到调和，大家话没说完即自觉趋于冷寂，当然亦没有
总结性的意见。——真正的李清照的学术大讨论则是八十年代的盛事了，大放异彩，风
光四播。真所谓“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可惜到了那个时候，一片赞美唱颂，已经
很难听到一丝一毫真诚的批评之声了。
六十年代中由于整个文化学术领域的历史遭遇与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形成的外
部气候，古典文学研究已经基本趋于沉寂，词学研究也暂告消歇，退出学术坛坫。词学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状态下的悄然撤退却很有典型意义：她是由一代词宗夏承焘的一篇带
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为标准的。这篇文章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写于
1965年12月15日，发表于1966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
题目是《“诗余”论》，夏先生释“诗余”有“三种含义”：一，是诗之“闰余”
，即所谓不登大雅的小品文；二，以诗的余力作词，所谓游戏文字；三，以“宫体诗”
为词，《花间集》所谓“以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即宋人所谓“艳科”。夏先
生的“宋词批判”，即是针对“诗余”这种消极颓废观念在宋词中的具体表现的。“举
例”主要举的是三个例：首先是苏轼。苏轼词的最大毛病还不在他的“大量玩弄女性的
‘艳科’作品”（因为那有许多客观原因），夏先生认为，“苏词最大的不良影响还是
他的颓废出世的佛老思想，尤其是他表达这种思想的特殊手法。”具体最着名的词例即
是《念奴娇·大江东去》，“外表豪放而骨子里颓废”，结束的“人间如梦”暴露了他
的“虚无主义思想”。整首词的思想内容是消极颓废的，这类宣传“人间如梦”的词作
，苏轼还有不少，但以《大江东去》为最着名。他还指出：“苏词的这类作品的不良影
响由于它蒙上了一层豪放的外衣，而使读者失其警惕性，并且这种豪放气势也更能加强
它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这些在以前认为是苏词名作的，在今日更要彻底批判”。——这
是在批苏词的思想内容所反映的意识型态观念了，正是那个时代的斗争需要和文化任务
。夏先生又说：“苏词的主要缺点还是它的内容，形式上似‘句读不葺之诗’，却不足
为病”。不但“不足为病”，而且正是一种时代性的进步。为之，夏先生第二例批判的
便是批评苏词似“句读不葺之诗”的李清照的《词论》。李清照的《词论》核心意见是
词“别是一家”，词与诗在质性体制上必须严格区分，内容表现上也因而滑向侧艳，更
趋狭窄，从而削弱甚至消取了词反映时代现实和社会斗争的能力，因此是一种“保守落
后”的见解。这种见解对后代的影响“相当深远”，流弊很大，也是造成词消极颓废的
糟粕大量涌现的理论根源。夏先生认为，批判李清照的《词论》目的是教育当今的诗人
：一切文艺作品，都应积极反映现实，发挥战斗的社会作用。——这是他六七年前批判
《词论》意见的重复，今天显然批判的力度加重了。第三例批判对象是陆游。夏先生指
出，“陆游词有三类作品该批判”。一类是“艳情闲适之作，分量都相当多，这和他的
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立场有关”。第二类是“表示虚无思想的，共一二十首”。第三类是
“曾起一定好影响，而在现在却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的一部分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即是《卜算子·咏梅》。他说：“这是陆游一首政治抒情词，用梅花比自己孤高倔强的
品格和在政治上被排挤的遭遇，表现了旧知识分子孤芳自赏脱离群众的思想意识，在现
在就该批判了。”——着眼点也是落在“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上，当然更强调了
“在现在”必须批判的时代迫切性与普遍针对性。
在这篇文章里夏承焘就词学正面立论，提出了三条基本意见：一，“词起于民间，
是我国古代人民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二，“词成为‘诗余’之后，它的社
会作用便大大地降低了。”三，“词只有和诗合流才能走向发展的道路”。南宋的一部
分词能和诗合流，脱离了音乐，不把词当作“诗余”看待而严肃认真地创作，结果产生
了光辉灿烂的作品（如张元干、张孝祥到辛弃疾、陈亮一路），走上了发展的高峰。而
周邦彦、姜白石、吴文英一路，“因为阶级思想生活的限制，专在形式上用工夫，也就
重新把词带向脱离现实、脱离斗争的道路上去了。”——夏先生的这几条意见明显是胡
适论词的复述。胡适认为苏辛派的最大功绩便是打破词的疆界，与诗合流，他说“这是
词的一大解放”。今天的夏承焘则要求承继这种词的大解放的潮流，发挥它的生命力、
表现力与战斗力，大大加强其反映现实生活推动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面对这样一
幅历史景观，我们又如何“政治抒情”？我们不得不想起那首被夏先生点名批判的陆游
《卜算子·咏梅》，王国维贬陆游，称“剑南有气而乏韵”，而这首《卜算子》恰是他
难得的“气完而韵深”的好词。我们忍不住要暗诵：“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些词句又何尝不是词学演进到文化大革命
前夕的一种真实的历史写照。“东风临夜冷于秋”，恐怕在那个时候，在夏先生和其他
许多词学研究者的心里，也只是心香一瓣如故，顾不得她的外部形态是“泥”是“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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