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为主”与宋代诗学本体论的基本倾向

由魏晋迄唐的诗学本体论可以说是以“吟咏情性”之说为基本倾向的。当然，这期间又包含着对“情性”理解的种种细微差别。但论者均以人们的自在心态作为“情性”的主要内涵则是毫无疑问的。宋代诗学在“以意为主”的旗帜之下突破了以“吟咏情性”说为主要倾向的诗学本体论的藩篱，从而在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开出又一重要本体论倾向。“以意为主”之说并非宋人的首创。“言意之辨”及“言”、“象”、“意”三者之关系问题、“辞”与“理”的关系问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大公案，先秦儒学和魏晋玄学均曾对此产生过极大兴趣。即于诗文理论中倡言“以意为主”亦不始于宋代。南朝宋范哗就说过：“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绘，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宋书· 范哗传》 唐杜牧也说：“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 … 是以意全者胜，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 ( （答庄充书）) ）范、杜二人所言之“意”即是意旨的意思，是说作诗为文应有一个主要意旨贯穿其中，并要求文辞章句为表现这一意旨服务。至于此意旨的具体内涵为何物则无关紧要。然细味二人所论，则其所谓“意”与“情性”并无根本区别：如果诗文中有某种一以贯之的“情性”的话，那么人们意欲表现这种“情性”的想法也就是所谓“意”了。在宋代诗学中，“意”的内涵则要复杂得多了。梅尧臣《续金针诗格》 云：“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族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族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曹溪渔隐丛话· 后集）) ）这里所谓“外意”指诗的字面意思，“内意”指诗的隐含义，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之能指，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之所指。“内意欲尽其理”说明诗的隐含义是某种道理，譬如其所引诗句，乃是讲君臣和谐、天下太平的道理。由此可知，在宋代诗学中，“意”作为本体概念与“理”相通，就是说，“理”也是一个诗学本体论范畴。对此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例如王安石说：“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疑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 ( （仕学规范）) ）苏辙说：“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 … 汉高祖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 … ’白诗反之日：‘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 ( （杂说· 诗病五事）) ）黄庭坚说得更明白：“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 ）看这些引文可知，在宋代诗学体系中，“以意为主”与“以理为主”是相通的提法。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理”的内涵较之“意”要狭窄得多，换言之，“意”包含了“理”, “理”却不能包含“意”。“以理为主”不过是“以意为主”的一个层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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