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最早将“吟咏情性”引入诗学理论的是《毛诗序》。在《毛诗序》 中，“情性”是指人们对时政的不满情绪，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情感，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心态。汉儒认为“变风、变雅”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表现了百姓的普遍心态，有助于当政者了解民风、民情，从而改革弊政。另外，汉唐儒者还秉承了荀子之说，认为诗乐具有改造人之情性的作用。《毛诗序》 所谓：“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此意。又如班固所云：“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秉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汉书· 礼乐志》）这完全是从维持社会大系统的平衡的角度来规定诗歌本体的，可以说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以经学思潮为主导的汉代文化语境的必然产物。
魏晋六朝时期，在为玄学思潮所笼罩的文化语境中，“吟咏情性”被赋予了与《毛诗序》迥然不同的涵义。玄学隐含的人文精神是个性的张扬，通过着名的“才”“情”之辩（如“四本论”之类）和人物品藻的洗礼之后，“情性”一词不再有普遍社会心态的涵义，而是指纯粹个体性的才情性灵，是个人心态。刘舞说：“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 … ”(《文心雕龙· 体性》）看其所举例证可知，在此处“情性”是指人的才气、性格、气质、心境等纯粹个体性心理特征。又如钟嵘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 ”(《诗品序》）观其所举例证亦不难看出，这里的“情性”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思绪，同样是纯粹的个体心理。在六朝人看来，“吟咏情性”可以说是文学创作的别名，这或许正是“文学的自觉”的最有代表性的体现。裴子野说：“自是间阎年少，贵游总角，阁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雕虫论》）萧纲也说：“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 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浩》 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 ；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与湘东王书》）这里都是将“吟咏情性”视为文学创作的专指了。换句话说，在六朝人看来，文学创作必须以“情性”- 个人的内心世界为最主要的表现对象，这自是对儒家诗学本体论的突破与超越。但由于这种突破是以玄学思潮为倚托的，故而算不得是儒家诗学自身的进步。
唐代文人虽大都对六朝门阀制度及其观念深恶痛绝，在审美精神方面也有较大突破，但总体而言，他们是继承了六朝文人崇尚个性的精神；在诗学观念上，也坚持以个体性的“情性”为诗歌本体。如令狐德菜说：“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周书· 王褒庚信传论》）皎然说：“囊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诗式》）司空图也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二十四诗品· 实境》）这里的“情性”都是指个人的才性、气质、情绪情感等。这说明唐代诗学与六朝诗学有其内在一致性。二者的区别是：六朝诗学更强调“情性”的本体地位，目的是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本质差异；唐代诗学则侧重于探讨诗歌本体与其表现技巧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这大约是因为在六朝时士族文人要消解汉代工具主义诗学思想的束缚，所以不得不突出“情性”的本体地位，而在唐代文人看来，诗歌本体问题早已不成其问题了。
到了宋代，“吟咏情性”已极少见之于诗学论着之中。这是由于宋学的勃兴使文化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以“义理之学、“心性之学”为核心的学术话语的影响下，宋代诗学对诗学本体的认识由“情性”变而为“意”或“理”。因而在宋代，“吟咏情性”的提法是作为主流诗学话语之外的声音而存在的。或者根本就不是在六朝及唐代诗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例如二程说：“兴于诗者，吟咏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教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二程外书）) ）这里不能说不是在谈诗歌欣赏活动，但又无疑不同于一般的诗歌欣赏活动。因为二程强调的是在诗歌欣赏过程中激发起人的“未发之中”，亦即“性”，即人的先验道德意识。就是说，在二程心目中的“情性”不是指情感或气质而言的，而是指“性”而言的（不是荀子的“性”而是孟子的“性”）。这纯然是道学家的观点，不是宋代诗学的主调。又如严羽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签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 诗辨）) ）沧浪矛头所向正是宋代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之基本倾向，自是与宋代诗学的价值取向迥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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