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语言要求精确也允许“模糊”, 那么理论语言, 文学理论语言, 就只能要求精确, 虽然亦可增饰一点文采。拉瑞·劳丹讲得好:“理论的功能是消除含混牲, 化无规律为有规律以及表明事物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预测的。”〔22〕而季老却常常将这两种语言混在一起一锅煮。
下面, 让我们对季老引证的文论“模糊”语作点具体分析。
一类是高度概括的形容词语, 诸如“飘逸豪放”、“沉郁顿挫”、“峻切”、“清捷”等。这类词语的优点是简洁, 符合语用经济性原则。至于能否给人“整体印象”, 却还是个问号。除“飘逸豪放”较为常见, 含义大致明确外, 其他多是文人提炼而成的比较生辟的词语, 一般读者确实较难领会。要把握其基本含义, 就要追溯词源, 熟读原作, 翻阅、查证大量文献, 反复推敲、琢磨, 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如此, 也难保讨个明白, 从而产生交流的阻力。这就不仅违背经济性原则, 也背离了语言的本质——交际性原则。
一类是形象化的比喻, 诸如“羚羊挂角”、“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等等。它们本来都是禅宗话头, 被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借用来喻解诗道。如果脱离了特定的理论语言环境, 它们就只能把人们引向禅境, 或者什么也不是, 还谈什么“发挥想象”、“整体印象”?兹录其原文如下:“夫诗有别材, 非关书也;诗有别趣, 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 多穷理, 则不能极其致。所谓不涉理路, 不落言筌者, 上也。诗者, 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 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 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显而易见, 此段“文眼”是在诸如“不涉理路, 不落言筌”、“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等非比喻性语句。那些比喻性“模糊”语, 不过是增加了一点形象、生动与趣味罢了。它们并无独立的理论地位和内涵, 谈不上什么“整体印象”和“想象自由”。上述精确语言, 已经达到了“整体把握”。总之, 季老所引文论“模糊”语, 实在并不太“妙”。
综观中国古代文论, 其主体和精萃部分, 也决非那种“模糊”论述, 而是精确表述。即使在《沧浪诗话》中, 那种“镜花”、“水月”式语句, 也属增饰和点缀。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古代文论水准的《文心雕龙》了。它不仅表现出对精确性的自觉追求, 诸如主张、肯定“锋颖精密”(《论说》)、“精思以纤密”(《指瑕》)、“会词切理”(《附会》)等;而且在写作实践中也确实空前完美地实现了精确性追求。《文心雕龙》虽然受到骈文文体的制约, 大部分篇章还是保持了语言的清晰、缜密与明快。象《神思》、《物色》等最佳篇章, 也恰是语言最为平易、明晰的篇章。“下定义”也并非只是“西方的玩意儿”, 《文心雕龙》也有许多明确的定义。因而, 后人赞之为“议论精凿”、“穷神尽状”、“体大虑周”、“精理密意”〔23〕。当时还根本没受西方“分析”式思维影响, 却从未有以“模糊性”称誉《文心雕龙》者。怎能说“模糊”是中国文论话语特色, 而且“妙就妙在模糊”呢?季老称用西方科学术语“说不清”《文心雕龙》中的“风骨”。中国术语不是也一直未能说清吗?而这恰恰源于原作的“模糊”(不精确), 反证了“模糊”之不“妙”。
唯一的例外, 也许是“比物取象, 目击道存”(《诗法萃编》本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的《二十四诗品》。此着确实充满“含蓄”意义上的“模糊”。但依我之学术立场视之, 其中虽不乏闪光的思想, 却很难说是真正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性质与含量, 远不如同是诗体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与其说它是一部“诗论”, 还不如说它是以鉴赏感悟为基础、描摹文学风格的一部诗集。人们很难以理论思维解读它。因此, 古人便“每苦其意旨浑涵, 卒难索解”、“迄今四十余年, 犹模糊未得其旨归”;慨叹“解也难, 说之也难……臆焉而已”;或推之于“久能自悟”、“可以意会, 难以言传”〔24〕。这就给研究和交流带来极大障碍, 也导至名目繁多的注释迭床架屋、积案盈箱, 从而造成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
总之, 从正反两方面考察, 文论话语都要求精确, 排斥“模糊”(不精确)。即使作为“含蓄”的“模糊”, 也只能是精确话语的补充, 而不应成为主导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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