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认为, 文学语言“妙就妙在模糊”。他以“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等诗句为例, 说明“这种模糊的语言给人以想象的绝对自由, 各人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想象”〔17〕。且不说前句的句法在汉语中也很少见, 即使承认它是中文特色, 也不过是一种“含蓄”的技法和风格。这些词语本身的含义一点也不“模糊”, “模糊”的只是其言外之意。它虽然能给人以想象的自由, 却又不是“绝对”的。因为除了要受鉴赏者经历制约外, 还要受所掌握作品背景知识的制约。而如果过度“模糊”, 则会构成欣赏障碍, 如白居易那首《花非花》, 以及某些当代朦胧诗。因此, 不可过分夸大“模糊”话语的作用。
还应看到, 文学语言的这种“模糊”(含蓄)表达方式即有可取, 也不应是、不可能是唯一最佳表达方式。确如梁启超所说:“向来写情感的, 多半是以含蓄蕴借为原则, 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 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 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他接着又指出:“但是, 有一类的情感, 是要忽然奔进一泻无余的, 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 叫做‘奔进的表情法’……在这种时侯, 含蓄蕴借, 是一点用不着”。他还以《诗经》之《蓼莪》、《黄鸟》,和《箜篌引》、《陇头歌》,以及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作品为例做了说明。最后, 他称赞此类作品“是情感文中之圣”〔18〕。此外, 象裴多斐的《生命与爱情》,《天安门诗抄》中的《扬眉剑出鞘》, 也属此类诗作。它们也均能给人以想象的余地。由此可见, 文学语言是否“模糊”, 应视内容、对象、作者心境和美学追求而定, 切不可一概而论。
已如上述, 与意为“含蓄”的“模糊”相对应的, 是“状溢目前”的“直露”和“直率”, 而不是与“含混”相对应的“精确”。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 “模糊”都不可能是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是交际性,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9〕。因此“词表义的精确性是词义的基本属性”〔20〕。即使是文学语言, 也不能违背这一属性。高尔基曾指出:“语言的真正的美, 产生于言辞的准确, 明晰和动听”〔21〕。因此, 不能简单、笼统地讲文学语言“妙就妙在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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