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并非简单二元对立

季老的中西思维“分析”与“综合”二元对立说, 是其“文论模糊好”论的理论根基。因此, 我们的辨析就从这里开始。

西方确有分析传统。但这种传统主要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时期, 还是朴素整体思维占据主要地位。德谟克利特《宇宙论大系统》一书, 就专论整体。他还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论断〔2〕。到康德、黑格尔, 已有对整体思维的强调。到19世纪中后期, 则出现了注重事物联系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你总不好说它是“整体观点不强”的“分析”思维吧?在分析哲学大发展的20世纪, 又诞生了“系统论”。以上, 均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史常识。怎好讲西方只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呢?

中国是有整体综合传统。“五行”、“八卦”和中医, 就都是整体思维表现形式。但中国也不乏分析传统。古代文化对“阴”、“阳”两元素的分析, 可谓已臻极致。所谓“物生有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所谓“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 不都是“分析”思维吗?而古代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 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有无之相生也, 难易之相成也”(《老子》第二章), “究天地之际,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 不都是“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合吗?以文论而言, 《文心雕龙》之“囿别区分”、“割情析采”就是分析, 而“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序志》)则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又怎好说中国思维只是“合二而一”的“综合”呢?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如下论断: 分析与综合, “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3〕。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只是单一的分析或综合。我们的任务, 也许是辨析中西分析、综合及二者结合的细微差别, 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论证范围。

在季老眼里, “模糊”似乎也是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不然。被季老引为同道的“模糊语言学”专家伍铁平指出:“科学意义上的模糊性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点, 而不是什么区别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点”〔4〕。这话简直就象是针对金、季二老而发。季老所说的那种直觉感悟式的“模糊”思维特征, 也决非中国独家之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 作为“对显现实际对象的瞬问把握”, “一种精确的直觉”的“领悟”, 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中也一直存在〔5〕。

同样, 中国文化也自古存在追求“精确”的倾向, 而并非一味地“模糊”, 学术语言尤为突出。汉末的刘劭, 就以其“推步详密”、“分数精比”〔6〕为时人称道。中国文化大典《四库全书》的收录标准之一, 即“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凡例》)。极富中国特色的乾嘉学术, 也追求“其所辨正, 皆确乎不可易”〔7〕, 并谓“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 非吾儒之学也”〔8〕。在在均是追求精确, 毫无“模糊”踪影。连敏锐的西方学者也能感受到此点。英国着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曾指出:“在中国人过去的时代精神中, 显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人们去发现那些符合于最严格的考据原则、精确性和逻辑推理知识”〔9〕。怎能说中国语言“妙就妙在模糊”呢?

总之, 把中西思维方式区别简单归结为“分析”与“综合”、“精确”与“模糊”的二元对立, 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此外, “综合”是相对“分析”而言, 而季老所谓“模糊”是相对“精确”而言, 二者并无内在联系。所以, 不管怎样, “综合”论都不能充当“模糊”说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