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的迅速市场化，城市生活世界化了，新生代作家再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中国乡村生活，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失去了拥有这份经验的可能，进而新生代作家失去了对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体验能力。
他们对“肯德鸡”的膜拜心理妨碍了他们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中去，窥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生活的秘密，他们被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表面上的世界化迷住了眼睛（更不用说对农村生活的理解了）。实际上，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地世界化，中国城市生活的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他一定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它不可能就是巴黎生活、纽约、伦敦、柏林生活的再现，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等等为标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发现它。
所以，我说，跨国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的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经验的西方化，同时也意味着写作图式的西方化，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活经验的资源，同时也被强制性地在写作图式上套上了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标准。试想一想，上述作家，哪一个不是在被西方跨国出版商充分操作之后才来到中国的？即使他们本非西方作家，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甚至他们在姿态上还处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经由西方国家的文学奖项和出版商的认可，进而通过西方出版界的渠道进入中国的。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可西方的体验方式，同时也体验了否定西方的体验方式，跨国资本显得如此自信，在提供我们赞美它的方式的同时甚至将批评它的方式也一并提供给了我们。
在这种背景中，新生代写作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耽忧。纵观世界文学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奠基于其对哺育了他的文化母体的真切的体认，他最大程度地回到了他的文化本土之中，真切地捕捉到了那个神奇的文化之母给予他的奇妙的艺术灵感，进而在这文化的哺育下，他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表现图式。前些年，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陕军的异峰突起（如陈忠实的《白鹿塬》等），近年，豫军的声威大振（如李佩甫《羊的门》等），那些小说题材上的文化感，体式上的中国化都是有目公睹的。
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和批评界都弥漫着一股崇洋媚外的气氛，仿佛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标准，只有向他们看齐的小说才叫现代小说，而利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技术、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的小说就不叫现代小说。是谁把“肯德鸡”的标准塞给了我们新生代作家？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过去，我们对那些满口洋文，仿佛是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派到中国来的钦差大臣的批评家是没有提防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新生代作家，强调民间立场，强调民间写作，往往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意志写作的真正盟员，他们渴望抵抗，却常常自动地缴了械，他们渴求自由，却常常成了新的禁锢的牺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反而成了话语鹦鹉。
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的集中，他们失去了和底层生活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带来了一整套文学写作的标准？甚至揭露跨国资本阴暗面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也是由它带来的。
这并非危言耸听。
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文学学的“现代性”标准来自哪里？是谁告诉我们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不是现代小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时间型”故事中心的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的呢？我们是在将它们和那些小说比较了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的呢？我们并不是天生地就对我们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就感到自卑的，我们对这些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并不是天生就看不上眼的，可是，让我们问一问当今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有多少人将这些中国小说当成了自己写作的标准，几乎没有。章回体小说是怎样被驱逐出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之路的？这种非常中国化的，得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的喜爱的，在中国近代还诞生了《海上花列传》等出色作品的小说样式为什么在当代就死亡了呢？
让我们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在２０年前，我们的作家，如果他们在写作上取得了成就，他们会怎么谈他们的创作体会呢？他们会感谢生活的赐予，而今天呢？如果哪一个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体会中谈感谢生活的话，他会成为怪人。因为他们的写作资源大多不是来自本土生活，而常常是来自对某个外国作家的阅读。
他们正通过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伟大作家”来写作，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些“伟大作家”的过滤。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在本质上都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承认，当代新生代作家对这些人的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术上的跟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方式、感受角度上的模仿。从这方面看，我们会发现，新生代作家将博尔赫斯、塞林格、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人当成写作楷模的危害极大，它使我们不仅仅是在短时间里失去了一些好的作品，而是在更长的时段里失去了一代作家－－一代真正能以中国方式体验中国生活，进而写出中国生活的真谛的小说家。
我得说，他们大多已经失去了体验生活压力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对压抑、痛苦、绝望的感受性已经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比历史上最专制时代的作家们还要低。他们享受了太少的生活的压迫，而承受了太多的洋作家的“恩泽”。他们的体验是矫饰的，是来自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福克纳的舶来品，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农民，和工人，和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大众”在一起的能力，他们从这个立场上退却了，他们投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等“大师”的怀里。
为什么博尔赫斯成了新生代小说家的主神？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艺匠，他不需要真正的生活，他的小说来自于他的图书馆馆长的职业，他只在他的图书馆里不断地从书本到书本地编造他的小说，就可以了，他让我们的作家突然之间掌握了一项出奇制胜的法宝－－不再主动地亲近生活，而是亲近书本－－将别人的创作作为写作的源泉。这样写作成了逃避生活的结果，而不是深入生活的结果。博尔赫斯是专门为那些缺乏生活资源，但却醉心于写作的新生代作家准备的一贴“补药”。那些失去了生活资源，又不愿意到生活的最底层去体验生活的人，那些只剩下一点儿智商的人，在博尔赫斯那里找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可能－－写作在此成了一项白领工人的技术工作。他适应了中产阶层不痛不痒、哼哼哈哈的美学趣味。
我要认真地说，博尔赫斯并非什么大师，他只是个艺匠，是一个二流作家而已。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归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当有自己的大师，这个大师绝对不可能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的中国传人那里产生，它将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其中必有一条，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和上述那些“大师”是不同的。
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是完全肯定的，也的确他们中诞生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显出了疲惫的神态。是他们的创造力衰竭了吗？不是，他们正当年轻。看一看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在９０年代的大街上茫然失措的表情暴露了他们内心生活的空洞和虚弱，他们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目光犹疑，沉溺于一己之欲，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没有信念抵抗这个时代，也没有心理准备信念接受这个时代。
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信念，失去了信念，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表面现象，他们只能和人民背道而驰，只能成为说谎者。如此，他们如何能体验疼痛、体验苦难、体验绝望，如何能有切肤的痛楚，他们将失去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找不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体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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