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西化派的典型逻辑

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是西方化理论的典型逻辑。

1898年以前，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发现“西方”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近代中国改良运动的直接动机却是为了抵制西方对中国的侵蚀，因而民族主义的主张很容易主导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和理智。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多已能意识到，关闭国门、不改革不行，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保持中国的“体”，对于他们来说借鉴西方的“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这种思路中“西方”是只有“用”的西方，近代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是被迫的，只是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战胜袭仿，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只是技术超越了中国，而不是文化上的先进概念、一个世界意义的文明，因而不存在什么民族化还是西方化的问题。

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第一批留学海外，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中已经有了在欧美生活学习了多年深谙西方文化精髓的人，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不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对西方文化有了认同感，产生了西方化思路。在中国之出路问题上，首先使用“全盘西化”这个概念的是陈序经，但是最大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西化论者是胡适。海外学者殷海光说：“虽然胡适避免使用‘全盘’西化的字眼，可是照他所说的推论下去，早期的胡适并不反对中国在和平渐进的程序之下，走上全盘西化的境地。”程代熙则认为：“全盘西化的思想不限于早期的胡适，可以说，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论者。”胡适的确在20年代使用过“全盘西化”一语，后来在潘光旦的建议下使用“充分世界化”一词，不过在胡适那里“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说法而已，中国的“百事不如人”，要“不需要怕模仿”地“学人家”，但是在胡适在心目中，学人家并不是什么都学，而是学人家的“科学和民主”，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等文中，他认为“科学技术”将成为世界文化，认为中国应当虚心地接受这个科学技术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本质即民主。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才会比先前更为发扬光大。由此可见，20世纪初中国文坛之西化主张是和民主、自由、科学的启蒙理念相联系的。1925年鲁迅给青年人开书单时说了“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的话，在鲁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什么都需要破坏”，“什么都要重新做过”，鲁迅对梅兰芳京剧的看法、对中医的看法、对国民性的批判等等，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表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绝望的。

那么这“重新做过”的根基在哪里呢？在“拿来主义”――从西方取来真经，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当然，鲁迅所谓的拿来，并不是一味地把别人的都取了来用（那叫“废物”），而是“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门别类，总之是要用西方的东西来武装自己。实际上，拿来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坛非常有影响，几乎可以说“拿来主义”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之西化派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鲁迅是非常深刻的，比如他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和批判，然而，在文学上他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个中原因很多，但是有一点，这种情况的发生肯定和他的“拿来主义”文学观有关系。极端论者常常说鲁迅在文学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为什么？“拿来主义”使他在否定东方的同时站在了肯定西方的立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化阴影之中，没有产生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真正“世界化”的文学。

西化派的纠结在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否定是义无反顾的，他们能够“批判”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竭尽全力割断中国古代“非人的文学”的命脉，但是却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西方”文学，而是对直采取了拿来主义方法。例如他们没有能对西方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观念作出反思，要知道西方启蒙主义“人本”观念是建立在对中世纪“神本”观念进行反拨的基础上的，“神本”观念既是它的敌人又是它得以成立的根据，换句话说，西方启蒙主义“人本”观念是有“神本”观念的制约的“人本”观念，而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简单地拿来了“人本”观念，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更是对其进行了浪漫化，在这种倾向主导下，“人的文学”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思潮，致使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过分突出“人”、强调“人”，把“人”无限神化，看成是自我奠基者、自我立法者，最后同样扭曲了人的情况。

西化派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这是接近创造的第一步，但是迈出了这一步的新文学作家、理论家没有真正地走到“创造”的境界里去，而是走到了“对西方的拿来主义”那里。“拿来主义”想法在当时知识界是比较普遍的，例如周作人，他在《罗素与国粹》中就说：“中国人何以喜欢泰格尔？因为他主张东方化与西方化抵抗。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中国人便喜欢？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而西方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又正好相反，于是肯定西方就成了必然。西化派思路的欠缺在于否定了中国传统，却并不是意味着要创造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新的世界文学，而是向西方倾斜，走了西化的路子，它只能创造一种西化的“中国新文学”，而不能创造一种真正的中国的“世界化文学”。

话又说回来，西化论者的心态要比民族化论者的心态放松，相比而言，西化派态度温和，视野开阔，弱势心理稍轻。例如西方化论者胡适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一味否定，相反他还号召人们一点一滴地整理国故，去其乱、谬、迷信，寻其真意义、真价值。胡适自己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着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的新儒学的开山宗师是十分崇敬的。（《胡适博士个人回忆录》）”再比如，周作人一方面他是西化论者，另一方面他也是较早的民族化（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和肯定）探索者，他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创始人的意味。当然，五四时期的西化者中也有比较极端的，例如陈独秀，他说过“吾人尚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等类似的话，不过这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