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世纪的中华古代文论的研究，可以分为历史的、微观的、宏观的三种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成果比较多。影响也比较大的是“历史”研究，这方面的着作很多。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中华书局，1927），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4），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人文书店，1934）等，是较早出现的占代文论的历史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着作的数量很多，但影响较大的仍是“批评史”方面的着作，如郭绍虞改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去世后，由王运熙、顾易生继续其工作，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有敏泽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蔡仲翔等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以及新近完成的由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篇幅浩繁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此类着作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其贡献是巨大的，学者们不但考订了文论的事实，收集了丰富的文论资料，梳理了中国文论的历史流变，也程度不同地对历代不同的文论观点进行了阐释。这种模式的研究，无疑还会有新的发展。但是，这种模式的研究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它们作为一种“历史”呈现，对保存中华文化之一种的中华古代文论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如何使中华古文论通过转化，成为“现代形态”的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方面，其作用就比较小。当然，与上述“历史”研究的同时，所谓的“微观”研究也很活跃，这表现在对古代单篇的文论论着、单个文论家、文论命题、文论范畴、文论流派的研究，以及对某个历史时期文论的研究上面。这类研究就数量而言也很不少，并且也都十分注意突显民族的特性。然而无论是历史的研究，还是微观的研究，在对中国古代文论整体的研究与把握，并通过这种整体的把握揭示其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以融合到中国现代文论的体系中，为我们今天所利用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都显得十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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