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新写实中间力量的池莉连同其他“同志者”在叙事模式上对传统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进行了“刻意颠覆”和“精心反叛”。他们在书写生活时，摈弃了现实主义的“启蒙话语”和先锋的“个人话语”，不再以某种政治激情、某种观念为先导，去俯视、分析、解释、评判生活，而是隐匿“主体性”，采用民间话语，担当民间话语的转述者，以民间的意识去感悟、体味、咀嚼生活，让生存本身的艰难困苦浮出海面，显露于世。这时的池莉作品中，没有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人生盛典，没有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时代骄子，只有老牛拉车似的平庸生活和与之浑然一体的印家厚、赵胜天们。我们无法在《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作品中找到情节的戏剧化、因果化，情节模式变成了以自然时间为序的纷繁扁平的日常生活，并且环环相扣、因果相应。生活的24小时就是买豆腐、看孩子、送礼、上班、挤车、找保姆、换房子……池莉以十分随意的口气告诉我们，生活就是这些琐碎与争吵构成的平庸，反正，信不信由你。
同时，池莉一直严格遵循一种“民间的叙述手法”，完全不用或是避免使用那些会使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或是比较陌生化的手法，比如说倒叙或是插叙，或是根据作者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打乱一个故事。也许池莉认为那是一种匠气，因为她认为“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我像一只猎犬那样警惕地注视着生活。我反反复复做着一件事：用汉字在稿纸上重建仿真的想像空间。”池莉的小说努力依照时间的流程叙事，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或许，也正是因此，许多普通读者因为其小说中那种几乎与真实生活完全一致的细节、人物行为、生存环境甚至那种喧嚣涌动的生活流而被打动。池莉还采取了近距离或无距离的视角，将一个个普通人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中的物质世界的不如意，精神世界的压抑、苦闷，纳入其小说的表现空间，“将社会和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零散化投影为文学的零散化图景。”她借助零度情感的后现代方式把罩在普通人头上的神圣光华驱散，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直抵生活的内在肌体，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对抗，关心此岸人生，以日常自在的方式向自己解释存在的意义。
然而，虽然池莉在新写实时期的小说创作在表达人的存在问题时开拓了一条新路，可是平实的世俗价值观念和对理想的摒弃，对环境的一味退却又显然不是池莉所追求的精神品位。同时，零度的创作状态也将使作品人物停留在表层状态，削弱表达的空间。于是，池莉选择了变通。
反观近期的池莉创作，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池莉叙述立场及目的指向的改变，这形成了她崭新的智性风格。其实，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开始，池莉已经着意于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从琐碎表达转入带有哲学意味的表达，从平庸的生存状态中发掘诗意。而1994年的《绿水长流》和1995年的《化蛹为蝶》，池莉更加“形而上”，一改面目地在作品中加重理性色彩的投入。如她自己所言，“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由“不谈爱情”到“拆穿爱情”，即开始了她小说创作的变更的目的性，“拆穿虚幻爱情”的进步，表明池莉已经从对消极状态的所谓真实“零度情感”的再现，走向一种对热情和理解的呼唤，走向了对作品的直接干预。《化蛹为蝶》中，尽管制作的粗滥随处可见，但她故事结构的叙事节奏和风格已与前大相径庭，即从琐碎的生活流的呈现转入极富跳跃性的梗概叙述，她那出色的真实而琐碎的再现已经退却得一干二净，加大了目的性的跳跃，奔向那个与现实相距遥远的理性之巅，从而加深了其思辨力度。其次是池莉叙述语言的转变。新的池氏叙事语言我认为是一种文人气与市民气相杂的语言，文明又略显张扬，在笔力较弱时它往往会铺张得一发不可收拾，直达到煽情的地步，但它的伸缩性极强，随着笔力的精粹，语句间会出现的意蕴深厚的空间。其表现之一便是：单字、单词、单句的表达力度甚至超过了长句、复句。在《致无尽岁月》中，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一摇，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结尾处又呼应道：“十几年的岁月在他和我之间倏忽地就过去了！如旷野的灰色野兔在奔跑。”池莉是在借时间的流速来喟叹萌动青春的一去不回。这样的情感流泻通篇可见，使小说蒙上了一种诗韵，尽管笔者从未认为池莉是个诗人，但其小说的诗化倾向确是在某一瞬间俘获了读者。再看《化蛹为蝶》，单就题目而言，就很有意思。这是一个达成句式，“为”，即变化之意，表示有终结点的一种变化，对于新质的达成，这是脱胎换骨的变，甚至是飞跃性的突变，给人以深刻的灵魂蜕变感。在《黑鸽子》中，庄严对马腾跃说起自己当年的恋情：“那些日子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当然，这种书现在是没人看了，太古典了，现代人谁还耐烦看它。”这里将“过去”与“现在”作对比，给人以鲜明的社会变更感、历史流变感。但这还只是句子表层的语用学意义，还有深层的情感褒贬功能：既有对往事的怀念，又有对现状的无奈，还有对自己的嘲笑。暗示出时代失去控制的畸变性，社会没有方向的漂移感。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池莉已经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更趋于厚重与成熟了。
从叙事形式上看，偶然性、戏剧性的大量袭用也使近年的池莉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智性色彩。池莉的小说仍然带有极强的写实特征，但又明显地区别于“新写实”时期的那个她，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近作在审美意蕴上带有更多的隐喻意味和生命潜在状态的探讨，还由于她对先锋叙事的某些成分的借鉴。这样一来，即可以摆脱纯粹的写实主义对现实生活原相的过分依赖，又不会卷入先锋叙事所形成的文本迷营中。在《云破处》中，池莉将故事围绕金祥和曾善美两夫妻展开，但在时间安排上，则有意识地将其切为白天和晚上两块，白天是延续着过去的白天，白天完全成了假象；只有到了夜晚，大门和防盗门一道道锁好，每扇窗户的窗帘一幅幅垂下，一个空间、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就此形成了。因此，发生在白天的故事如何并不重要，那只是一种程式、一种仪式，甚至只是一种表演；而晚上的情形则不同了，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上演的一切无论是否符合情理，符合逻辑，却绝对是有意义的。金祥和曾善美白天在钢铁设计院里、在雪亮的群众眼睛里做着该做的、能做的事儿和说着可说可不说的话；到了夜晚，情形就不同了。一次偶然性的聚会，曾善美知道了金祥的一段经历，并推测他可能是“杀”死自己父母兄弟的“凶手”。于是，两个人的战争开始了，冲突夜复一夜地开始了，在日渐激烈的碰撞复碰撞中，夫妻间互知了原来所不知的对方，最终以曾善美手刃金祥而结束。看上去，这是一桩发生在子夜的复仇血案，但一切都源自一个既复杂又质朴的偶然事件：工厂占了农民的地还不让农民的孩子进去玩，偶尔溜进去被逮住还要被推出来摔下流鼻血，11岁的金祥于是扔了一条河豚的内脏在食堂的鱼头豆腐汤里，这与其说是蓄谋杀人还不如说是恶作剧更贴切。可就是这个11岁孩子的恶作剧，导致了曾善美的家破人亡，导致了她后来被姨夫强奸，被表弟诱奸，导致了不孕的毛病，导致了31年后的午夜杀人案。偶然性作为一种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为《云破处》增添了很多戏剧化的审美效果，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悬念。而结尾更富戏剧意味：曾善美“复了仇”，却竟然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冤大头小老板替她顶了罪，至于金祥的“投毒案”也只是在曾善美这里有个了结，对公家而言这仍是一桩悬案。“三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对几个主要嫌疑人的监控还没有撤消，含毒的鱼头豆腐汤至尽还被保存着”，“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生来就模模糊糊，到处留下的都语焉不详的人生片段，把他周围的人和事，把生活和历史都搅得似是而非了呢？”作品就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更多的想像和关于人生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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