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虚根与认同模型

要理解金庸的现代性意义,首先需要追问:金庸小说是在什么样的具体语境下产生的?因为,它所产生的具体语境也正与它所发生作用的语境相通。

简单地说,金庸小说产生于20世纪后期英属香港殖民地的汉语文化语境中,自从被纳入英国殖民地版图后,香港的汉语文化遭遇三种焦虑:非古、非中、非西。非古,指它与中国古典文化进程断裂,参照英国模式而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性特征。非中,即与中国文化母体疏离而具有西方文化特征。非西,指它看起来归属于西方文化统治,但实际上又与西方中心相疏离,无法割舍与中国文化的血脉联系。这三“非”决定了香港汉语文化出现一种虚根状态。所谓文化虚根,指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如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所体现的普遍性失落、失范、虚无或空虚状况。生活在香港文化语境中的华人,对这种文化虚根状况有痛切的体验,产生了对于中国文化根基的急切认同渴求。金庸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金庸的出现满足了处于文化虚根状态下的香港华人对于中国文化根基的想象性认同。

而金庸的影响之所以远远超出香港语境而伸展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全球各个华人区域,则仍与这种普遍性文化虚根状况相关。文化虚根,不仅特地针对香港状况,而且也是对整个中国文化在现代遭遇的普遍性危机境遇的一个简便概括。在古代,中国文化历来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中国中心”幻觉,即相信中国是“天下之中央”;二是“中优外劣”心态,即认定中国人天然地优越于其他民族 。而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两种固有的中国文化信念都被瓦解了。中国人真实而又痛苦地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不过是边缘;自己非但不再比其他民族优越,而且处于极端贫弱境地,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种瓦解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焦虑是:一方面置身于这种文化信念被瓦解的痛苦之中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是急切地渴求的新的文化信念又迟迟难以确立。于是,现代中国人不得不遭遇文化虚根危机,并在这种危机境遇中执着地开始了新的文化认同的艰难历程。

而正是在香港这个三“非”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化的虚根危机被暴露得如此鲜明、露骨和毫不掩饰,以致它高度浓缩地和典范性地汇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危机症候和认同渴望,从而在中国文化现代性时段产生了一种普遍性意义。这里的“如此鲜明、露骨”,是说在香港殖民地,处于英国统治下的中国人,从制度、语言、行为方式、生活习俗、艺术等层面,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异族压抑下自身文化根基丧失的痛楚。而“毫不掩饰”则是相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而言的。如果说在大陆和台湾都因复杂的原因而曾出现过“文化复兴”的虚假繁荣的话,那么,正是在香港,这种虚假繁荣不会有任何市场。香港成了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谁也掩饰不了这个现实;但正是在这种奇耻大辱现实中,“物极必反”,身在香港的中国人尤其能对中国现代文化根基产生极其强烈的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这或许是一种文化辩证法吧?)。在过去,人们曾习惯于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这只说对了一方面。而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是尤其重要的:在荒漠中遭遇饥渴的人特别能生出啜饮甘泉的渴求。正像愈是干渴而愈生渴望一样,处身于文化沙漠里的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文化认同渴望。所以,在香港,这种极其强烈的文化反思意识和认同渴望在20世纪全球华人中可以达到一种极致,而这种极致状况获得了一种文化虚根和认同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一象征性模型高度凝缩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深切痛苦和强烈的认同渴望,在中国文化现代性时段中具有一种普遍的象征性模型的意义。

而金庸正是这一象征性模型的一个当然代表。金庸小说往往以活生生的形象折射出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乔峰(萧峰)由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而揭开身份认同危机的连锁反应,引发无休止的冲突及痛苦折磨,并且为抵制和战胜这种不幸宿命而表现出非常英雄气概,这些都可以说正是象征性地和曲折地显示了这种文化虚根危机和认同渴望。这样,金庸之所以产生于香港却又能风行全球华人区域,激发起强烈而持久的文化共鸣 ,就是由于他的这种象征性模型的特殊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金庸武侠小说不可能产生于中国大陆、台湾及其他区域,而只能产生于香港——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化虚根和认同方面尤其具有象征性模型意义的三“非”语境中。而同理,处于相同的文化虚根境遇中的全球华人,面对金庸,怎能不生发出共同的文化反思与认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