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金庸纳入中国现代性语境去阐释,会发现它具有一种跨越上述俗、雅、古等单一立场而更具通串性和包容性的文化现代性意义。
所谓中国现代性,也称中国文化现代性,主要是指与中国古代文化状况相对应的一种新文化发展时段。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本身构成一个有着悠久历史过程的“长时段”,那么,中国现代性则属于另一个新的由若干“短时段”组成的长时段 。中国现代性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今中国人在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层面所体现的特性。如果说,“现代化”一词突出经济、商业和贸易等物质层面及相应的制度层面的变革的话,那么,“现代性”则主要体现文化层面(即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的转变。这样的文化现代性力求回答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问题,即: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活得怎样?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具有怎样的形象和个性?对此的探询必然会引申出如下问题:中国人靠什么来确证自己在现代世界的地位?显然,靠的不应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指标或社会制度变迁,而应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文化格局中的独特个性,而这正是现代文化精神之所在。现代文化精神是尤其能显示民族的现代个性和地位的东西。
但中国现代文化精神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而只能透过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宇宙模式、价值体系、伦理范式、心理结构、审美表现等具体而多样的文化过程表现出来。而在其中,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人审美表现的集中形式,往往能借助独特而富有审美魅力的语言艺术形象系统去表现特定的现代文化精神。金庸小说,正是这样一个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形象系统。因此,从文化现代性语境看金庸,正意味着把金庸同中国现代性文化精神紧密联系起来加以阐释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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