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意义危机
由于现代化必然向未来无限延伸，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不仅超越传统面向未来，而且突破中西对立面向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无限发展意识对东方和西方文化施加了同样的崇高语境压力。也就是说，无限发展意识把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推上了无限之维，在无限之维上，任何一个时空点都处于临界状态——一面对未来的无限延伸，必然都是零点。现代化的崇高语境压力就是被迫摆脱这种零化状态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同样难以逃避的多种文化悖论，即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域、自然与人化、个性与共性的二律背反。现代化运动导致的根本性的文化矛盾是，在无限之维上，时间的单向度发展的结果是多向度的文化矛盾的激化。一方面是发展的无限性使任何有限的参照系失去了确定意义，另一方面是在无限之维的关恒中寻找确定坐标的强迫性。在这对根本矛盾中，现代化的难题，远不止于认识论的难题，在根本上是存在论、生存论的难题。所以现代化运动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运动，其未来性不仅在于认识的未来性，而且在于存在的未来性。创造一个未来的存在，或者存在于未来中，这才是现代化的根本含义。面对未来的存在，或面对未来而存在，就成为现代人基本的存在情态和生存意识。
现代化对每个民族和每个个体，都带来触击根基的震动，被震动的是其内在的价值体系和意义基础。对于一个发展中民族，如果在不能逃避的世界竞争中，现代化包涵了维护作为民族生存根基的文化传统的目的，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却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进一步丧失，因为它被世界的技术一经济一体化整合入了世界体系中，作为一个价值体系和意义中心被无可避免地瓦解了。西方学者保罗.利科尔指出，在实现现代化和重返文化根源、维护古老而休眠的文明和参与世界化文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他说，“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一种文化能承受和容纳现代化的震动”[10]以《根》为代表的黑人文学和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文学之所以爆炸性地成为战后的世界性文学，其爆炸性来自于，原始本土文化的飘荡无根和破碎孤离乃是现代文化整合的最普遍景象，是世界性的事件；而且，由于外在压力的强制而流失海外，它就更具象征力地展现了在世界一体化中，民族文化疏离和个体生存飘流的必然结局。
现代化对民族文化的整合，把现代文化的自我解放运动推到了极端，并且现实化了。如果说，现代文化运动的成果是，它不仅使个体摆脱等级制度而成为生存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而且使个体摆脱整体的束缚而成为文化意义上独立的个体，那么，现代化的历史情境使自我存在的文化根基在技术的强制性转化作用下，退隐到历史记忆的无限远景中。个体因此丧失了内在生存的根基，也因此失去了保证自我生存和文化的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中介。由于失去了整体的中介，文化与个体的生存直接联系起来；又由于失去了整体性的基础，个体被迫承担起重建自我的文化根基的责任。无疑，历史的现代发展使文化对于个体的外在性转化为内在性，从仪式性的彼岸存在转化为日常性的此岸存在。但是，文化毕竟是人类生存的总体情态和内在基础。文化个体化的结果不仅必然导致整体性的危机，而且必然使个体在获得自我解放和自我独立的同时，沦为丧失生存根基的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
现代主义借助认识论的激进追求解放了个体，使自我独立，但随着其整体性丧失的是价值中心的丧失。无价值中心则意味着意义的根本性阙如，即个体存在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否定了个体关于自我同一性的梦想，并揭示了他的与生俱来的异化本质。阿多尔诺认为，自我的同一性和自我异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伴，两者的同伴关系表明了文化的主体性运动是服从于商品交换的一体化需要的：“个人独立的过程是商品交换社会的一种功能，终止于个人被一体化所毁灭。”[11]因此，现代主义的激情努力结束于后现代主义的隐晦的叙述中，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不到一百年，福科哀悼那个杀死上帝的“人”也死了[12]，而詹姆逊诸人在“主体的死亡”景象中，直接看到了所谓“主体”一开始就个存在，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海市蜃楼[13]。
整体性的丧失和同一性的幻灭，使自我的无根基生存成为常态。这种常态化导致文化寻根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寻根对于作为现代历史主体的自我具有命运意义—一个体变成一个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但是，由于整体性的丧失，个体自我的文化寻根是在“主体性囚室”中的无望的努力．它不能突破自我闭塞的孤独，最后不得不沉入心理主义的实证和语义分析的缠绕，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寻根成为心绪和语言的无可约束的滋生漫长。在这种滋生漫长中，文化的碎片跨越整体沉沦的地平线，成为关于生存真实的精神分裂症的臆想，如福克纳笔下的白痴班吉，永远固执着一个弱智儿的残缺记忆（《喧哗与骚动》）。“真实是什么？”[14]对于现代艺术，真正成为问题的不是能不能把握真实或怎样把握真实，而是真实本身！由于对真实性的本体论怀疑，毕卡索式的立体主义努力归入了反形式的形式主义游戏，而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极端行动把艺术对现实的反抗推到艺术的极限从而瓦解了艺术，如杜桑和劳生柏，艺术因此成为对生活的现成品或剩余物的直接挪用。真实性的危机和个体自我的生存危机相互纠缠，这一方面强化了个体生存的寻根意识，另一方面又使寻根行动在原始性的无望中成为对文化的中立化行为—一寻根变成对文化的意义中心和价值体系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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