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象皎然这些诗人,虽然认为诗与禅是对立的,可并非如宗呆那样认为二者绝对不能相容。比如皎然曾称赞支道林是“佳句纵横不废禅”(《支公诗》),就是说,他能写出很多佳作,可并没有妨碍禅寂,如果处理得好,对立的两件事还是可以兼顾的。僧齐己《自题诗》云:“禅外求诗妙,年来鬓已秋。”所谓“禅外求诗妙”,正道出了诗与禅之关系的两面;说诗在“禅外”,这是对立的一面,说僧人在参禅之外还可以写出妙诗,这又是二者相容的一面。后来的苏东坡也说过:“哪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次王巩韵》)“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送参寥师》)也都是这个意思。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指出诗与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皎然在《诗式》中最推崇他的十世祖谢灵运的诗,而他认为谢灵运之所以能写出好诗来,是因为“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耶”(《诗式》卷一《文章宗旨》)。刘禹锡曾夸赞一位和尚的诗写得好,认为这与僧人的禅定有密切关系,即所谓“因定而得境”、“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秋日过鸿举法师便送归江陵引》)。苏轼《送参寥师》亦云:“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在这里,他批评了韩愈所谓的僧人清心寡欲就不会有好作品的说法,认为正因为僧人心静,才能清楚地感受到万物的活动;正因为僧人心空,才能广泛地容纳各种境象。
此外,除了指出诗借助于禅,人们也指出禅借助于诗,比如皎然的“道外之交”李遐叔曾为一位和尚写过一篇碑文,其中说:“翰墨者,般若之笙簧,词赋者,伽陀之鼓吹。”(《全唐文》卷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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