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禅相异说

如果从较为外在的角度来看禅的宗旨，它与诗的对立性是很明显的。佛家所主倡的本体是寂然不动的自性，而禅宗则把这种自性看成是每个人的空明静寂的本来心情，六祖惠能说：内见自性不动，名曰禅。就是说，禅家是以发现自己的本心，回复到自己本心为归依的。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看这种“本心”，它实际上是不被外界所惑、不动心起念，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当然也更没有感情活动的--种主观状态。惠能所谓“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就是这种境界。黄檗曾把佛心比作恒河的沙子：“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它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因此也就能处处自在，而诗则完全相反。按照中国传统的见解，诗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喜怒哀乐的感情，它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而且中国传统诗论中所特别推崇的是诗人的忧患意识，强调悲愤的感情是好诗的来源，古人赏乐以悲为美，司马迁说诗经三百篇都是“圣贤发愤之所作”，韩愈讲“不平则鸣”，以及后人所谓的“诗穷而后工”、“不愤不作”等等，都是这种例子。如果说，一切感情都属于佛家所要扫灭的“烦恼”之列，那么悲愤的感情是表现得最直接、最强烈、也最折磨人的烦恼，所以也就更为佛家所不容。韩愈有一篇《送高闲上人序》，是写给-位叫做高闲的和尚的，他是个书法艺术的爱好者，特别喜欢学张旭的字。但韩愈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书法是情感的表现，张旭的书法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喜怒窘穷，忧悲愉陕、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而僧人却是“一生死、解外腰，其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心中没有张旭的情感，只是外在的学习张旭的笔法，“未见其能旭也”。韩愈这里所说的虽然是书法，但其道理尤其适用于诗。后来明末人陈宏绪说：“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说诗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而咏歌之，申之曰：发乎情，民之性也。是则涛之所谓性者，不可得而指示，而悉征之于情。而禅岂有是哉?一切感触等于空华阳焰，漠然不以置怀，动于中则深以为形，而况形之于言乎?……既已出尘垢而学禅，其又安以诗为?”(《尺牍新钞》二集，《与雪崖》)就是具体说到诗与禅的这种对立。

此外，因为禅家认为自性这个道体超脱一切分别、对待关系，超脱一切色相，所以它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反过来讲，一切企图表述道体的话，包括佛家的所有经典，都不是“第一义”。百丈怀海禅师说：“但有语句，尽属法之尘垢，但有语句，尽属烦恼边收；但有语句，尽属不了义教，但有语句，尽不许也”(《古尊宿语录卷二)。故禅家反对用语言文字来教学，而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即通过种种暗示使参禅者直接证人那不可言说的道体。初来问法的僧人，每当向禅师问什么是佛法大意时，禅师或者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或者张口就喝，举杖就打，意思是：这“第一义”是不可表述的，要求祖师解答本身就是错误，用黄檗的话来说，就是“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向虚空中钉木橛是钉不上的，是徒劳的)。但是诗则又完全相反，诗歌艺术活动之成立，在于传达感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不言，谁知其志?”如果取消了语言也就取消了诗歌艺术。所以，当南宋有人给自己的诗室取名叫“诗禅方丈”时，刘克庄就表示反对，他说：“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磨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九《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他正是从语言文字方面指出诗与禅的对立的。

因为诗与禅二者有如此不同，所以唐以来始终有人认为诗禅相妨。禅僧中有些是坚决反对僧人涉足文学的，宋僧佛印说：“教门衰弱要人扶，好慕禅宗莫学儒。只见悟心成佛道，未闻行脚读诗书。”(《请益录》卷上)南宋有一位禅僧叫庆老，曾到宗呆门下参禅，只因他平素爱写诗，故宗陧认为他业障太深，说他对于佛法“正如水滴石，一点入不得”(《夷坚乙志》卷十三)。白居易晚年虽然既好佛又喜诗，但因为他看到诗与禅的对立，心情往往陷于矛盾之中，其诗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俱已销，此病独未去”。这种思想矛盾在诗僧中也时有流露，例如皎然，他说：“贫道隳名之人，万虑都尽，强留诗道以乐性情，盖由瞥起余尘未泯，岂有健羡于其间哉？”(《吴兴昼上人书》卷十《答权从事德舆书》)“瞥起”即禅家所谓“瞥起心”指在外境的刺激下突然动心起念，这是禅门证性极力要征服的大敌。皎然说自己吟咏是“瞥起余尘”可见他也认为诗禅是对立的。宋代的诗僧文珀说。“平生清净禅，犹嫌被诗污”(《潜山集》卷四，《遣兴》)； “吾本学经论，由之契无为。书生习未忘，有时或吟诗。聊以识吾过，吾道不在兹” (《潜山集》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