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摇撼掉“天下之中央”旧图式而建构地球之一国新图景，就必然会波及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固有的民族关系。因为，在一个自以为位居天地中心的民族看来，自己对四周民族拥有超常的权威是天经地义的；而当它被甩出中心位置时，这种超常权威就自觉衰落了。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发现自己不过是地球上民族之林的一部分，不得不放下“天下之中央”的幻觉与自恋，承认与其他民族“协同生长”[11]（第1卷，P307）。这样，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协同生长的观念，成为现代性的固有内涵及显着标志之。
自居“天朝上国”的华夏民族，由于置身“天地之中”，向来拥有中优外劣的民族优越感：中华民族是最上等的民族，而四周民族则是次等民族。在鸦片战争以前，华夏民族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相对充足或完满状态，享受着作为世界中心民族或强盛民族的古典性荣耀。华夏对自己作为“天地之中”的中心地位和绝对权威深信不疑，从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为“夏”或“华夏”；同时，在这位自我看来，作为外来客人的边缘“他者”总是野蛮、弱小和低级的少数民族，即属于“夷”或“夷狄”。由于这种明显的自我与“他者”的权力差异，“华夏”自我才可以具有足够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虚怀若谷”地向外来其他民族即“夷狄”开放。其实，也正是由于有了四周“夷狄”这面“镜象”，这位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无论如何，在古典中国的民族关系图景中，中华民族是优等民族，而四周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古典性中国形象形成了：“中国”如“夏”，位于宇宙模式的“中心”，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模式的边缘，必须向“中国”主子臣服。与这种“中国”形象相近的，还有“万方之主”、“百鸟来朝”等经典形象。这种中国形象可以用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的描绘来形容：“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而王维的“九天阎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蔬,，则令人想起这个“天朝上国”的赫赫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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