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总是与一定的地点相联系，总是在特定的地点上来生长。而这种文化对这一地点的自我理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种文化的状态本身。这一点并非出于简单的地理决定论，而是看到如下事实：对自身所处特定地点状况的自我理解，正是文化本身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处在怎样的宇宙环境中？它在这个宇宙中的地位、形象、权力如何？与此相连的是，中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又怎样？这正是中国文化建构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戊戌变法期间，一位叫作皮嘉佑的人写过首《醒世歌》：“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这首诗歌里描述的地球图景，对今大的中国人，即便是不到十岁的孩子，也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了：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在圆圆的地球上，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星，太阳系不过是远为浩瀚的天体的一小部分而已。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华人社区，许多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喜欢上两首流行歌曲：“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卜中国印。……”（《中国心》）“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的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呀，看那青藏高原比那天空还辽阔。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大中国》）尽管可以说《中国心》曲调庄重而富于深情，《大中国》则诙谐而轻快，但它们都共同地表达了中国人的一种现代性体验：我们是由众多“兄弟姐妹”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族，拥有同样的“中国心”和“中国印”；“中国”是我们共同的“家”，它拥有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青藏高原和珠穆朗玛峰；中国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地球上一个独具特性和魅力的国家，我们为做一个中国人而无比自豪；即便是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也会感受到“中国”的无限力量！这样的激情歌唱，包含了现代中国人的一种十分自然而又基本的世界体验或知识：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叫中国，中国是位于地球东半球的一个多民族国家。可以说，今天没有任何人会对这样起码的世界体验或知识发出疑问。它们太常识了，也太令人熟悉了！
但很少有人想到，这样的宇宙模式并非古已有之或古往今来一直延续下来，而仅仅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中国人经历了顽强的抗争以后才慢慢明白的事实。确实，直到明代末年利玛窦向中国人描绘地球图式之前，古典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天地之中”的宇宙图式，处在这个图式中央的是“中国”；“中国”正是“天地之中”或“天下之中央”的意思。北宋的石介写了一篇《中国论》，其描述颇有代表性，完全可与《醒世歌》对比起来阅读：“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5]（卷10）在这一宇宙图式中，处在天地中心的是中国，而处在天地边缘的是四夷；四夷在天地的外缘，而中国在天地的内缘。这里呈现出一种明确的“同心圆”宇宙模式：中国处在宇宙的圆心，而四夷散落在圆心周围，围绕着这个圆心旋转。这样一种宇宙图式植根在中国人心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知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明代万历年问进人中国，向明神宗进呈自鸣钟等西方器物，并讲解《万国图志》等，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崭新的地球图式。他广交中国士大夫，广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技知识，并翻译科学着作及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等。从此，地球论开始挑战古典中国固有的宇宙模式。
当然，变化是缓慢的。偏安于东方的中国人那时还不相信，大多对此只当异端邪说笑看，使得利玛窦带来的奇异的地球图式未能迅速动摇中国古典“天地之中”模式的权威。除了徐光启等少数人热情地吸纳以外，“骤闻而骇之者甚众” [6]（P240），或“诞之莫信”[7]（P498），或加贬低，或予批驳。到了清康熙时钦天监承杨光先还如此批驳“地球”说：“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8）这位全然不懂现代科学知识的人，仍然按照中国古典地理学模式去批驳西方“地球”说，竟然显得振振有词，其势咄咄逼人。即使像王韬、李圭和薛福成一类亲自“开眼看世界”的文人，最初也是坚守传统地理学模式的，对西方传入的“地球”说持怀疑或排斥态度。他们只是要等到亲身体验了西方以后，才逐渐地转变了以往的信念。李圭在评论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流观点时还说：“地形如球，环日而行……我中华明此理者固不乏人，而不信是说者十常八九。”这一说法确实能反映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心态。他也是在1876年游历美国后，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他自述最初对“地球”说“亦颇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9]（P312）。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见解似乎是一种总结：“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此中国圣人之旧说也。今自西人人中国，而人始知地球之圆。凡乘轮舟浮海，不满七十日即可绕地球一周，其形之圆也，不待言矣。”[10]（P499）他已经宣告了“中国圣人旧说”的衰败和“地球”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新生命。
可以说，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及至此后几十年，当“泰西”不断在中国显示其强大的军事、科技、政治与文化力量，而固守古典宇宙模式的中国一败再败终于一败涂地，到了置之死地而求新生的时候，地球模式才逐渐地、越来越有力地介入中国人的体验，成为现代性体验的组成部分，并在“庚子事变”期间终于彻底击败和取代了古典的“天地之中”模式。从此，对于每位中国个人来说，一个明白的日常体验事实出现了：眼中所见所感的天地变了，“自我”也必然发生改变。那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数千年的“天地之中”模式，已经让位于新的“地球”模式。皮嘉佑的《醒世歌》恰逢其时地呈现了新模式取代旧模式的必要性以及艰难性：“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当人们走出“天地之中”模式而面对地球仪这一“浑圆物”，就会做出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发现：“中国并不在中央”；同时，既然地球是圆的，那么处于地球表面的全球各民族国家，就无所谓“中央”与“四旁”了，“谁居中央谁四旁？”这就有力地消解了古典“天地之中”模式，而建构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处一体的地球模式。
地球模式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内涵之一，意味着如下新的体验：中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不过是世界民族国家之一。这样，古老的“天地之中”摇身一变而为地球之一国。这一变化的后果是惊人地严重：作为“天地之中”，中国是唯一强盛的存在；而作为地球之一国，中国与其他“他者”相比没有了什么特权。地球模式的生成，明明白白地告诉中国人：你只有尊重地球现实，才能重新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1920）这样写道：“地球，我的母亲！／天已黎明了，／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我现在正在你背卜甸行。／／地球，我的母亲！／我背负着我在这乐园中逍遥。／你还在那海洋里面，／奏出些音乐来，安慰我的灵魂。／／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地球，我的母亲！／从今后我不愿常在家中居处，／我要常在这开旷的空气里面，／对于你，表示我的孝心。／／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顾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宠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Prometheus ,／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地球，我的母亲！／我想除了农工而外，／一切的人都是不肖的儿孙，／我也是你不肖的子孙。／／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享受着他们的赋生。刀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动物，／尤其是蚯蚓——／我只不羡慕那空中的飞鸟：／他们离了你要在空中飞行。／／地球，我的母亲！／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
诗人已经彻底地承认了地球模式，并为这种承认而欢欣鼓舞。承认地球模式，并非远离中国固有的宇宙观，而是一种新的返回：正像在道家那里常见的复归“自然”的主张一样，诗人宣告：“我不愿在空中飞行，／我也不愿坐车，乘马，着袜，穿鞋，／我只愿赤裸着我的双脚，永远和你相亲。”承认地球也就是意味着回归古典道家的自然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