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现代性可以有若干不同途径，而相对来说最简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寻找并抓住它的便于指认的特征。而中国现代性就有这种独特的特征。关于中国现代性，要说的方面很多。单说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含义，就够学者们写好多部专着[2]。这里不妨来直接追问一个看似简单然而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对于一个时时刻刻在体验现实生存境遇的中国人来说，现代性意味着生活中哪些新东西？也就是说，在个人的体验中，与古典性相对，现代性能带来怎样的生活新“特征”？他可能无法用准确的学术语言去阐述现代性的含义，但是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现代性带给他的生活的种种实际影响。什么样的文化特征才足以被称为与占典性不同的现代性？这确实值得认真追究。我以为现代性的特征正是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
1．陈独秀论“近代文明之特征”。其实，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作了探讨，为今天的讨论提供了借鉴和历史资源。尽管他用的术语是“近代文明之特征”，但实际上与我所指现代性的特征应是相通的，因为他关心的就是当时中国区别于古代中国的现代特征问题。按照他的看法，现代性的特征应当是那些“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即最能够转变古典规范而使人心与社会都焕然一新的那些要素。这确实有道理。对于这种特征，他提出了“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3]（P10）。这“三事”都涉及有关人类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观念，确实是现代性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从现代性的整体状况来看，显然还过于偏狭，未能就其他方面如宇宙模式、制度变革等提供更加全面的观察。
2．吉登斯论“现代性三要素”。可供参考的最近一个观点，来自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1991年）讨论了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动力品质”或“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首先是“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按他的分析，在“前现代”社会，尽管每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计算和空间定位模式，但其共同点在于：时间和空间往往“通过空间的定位而联结在一起”，换言之，“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时间与空间的分离首先表现在，时间的“虚空”维度发展了。机械时钟的发明和扩散是这一过程的最初标志：“机械计时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促进而且预设了日常生活组织会发生深刻的结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它无疑也是全球化的过程。……世界地图，作为一种全球规划，其上面再也没有禁地，它在空间的‘虚空’上是与钟表一样的符号。它不仅仅是描绘‘那有什么’或作为地球地理学的模型，而且更是社会关系中基本转型的建构性要素。[4]（P18）吉登斯相信，现代性“时空分离”机制有助于世界的积极的“转型”，“它为不同场合协调社会活动提供了时空重组的坚实基础”[4]（P18-19）。时空分离导致了“时空重组”，世界获得了重新组织或构造的机遇。由此，时空分离的“深入发展”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现代社会生活逐渐脱离开传统的束缚”[4]（P19）。按照吉登斯的乐观设想，当全球各种原来相对封闭和自主的文化，都消除了各自的时空模式而在同一种机械计时方式之下统一起来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必然地获得了重新组合或转型。
由于时空的分离导致时空的虚空化，就有了现代性的第二种基本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disembedding merchanism）。抽离化，是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lifting out）并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再联结’”。吉登斯认为抽离化机制由“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s）构成，包括“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两种类型。“象征标志”指的是那种具有一定“价值标准”的能在“多元场景”中相互交换的“交换媒介”，如货币。而“专家系统”是指那种“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的”机制，这些专业知识包括食品、药物、住房、交通、科学、技术、工程、心理咨询或治疗等。重要的是，无论是“象征标志”还是“专家系统”都往往独立于使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依靠“信任”（trust）关系而发挥其作用[4] （P19-20）。例如，当我们用货币去商场购物，或是到邮局寄信时，不必靠熟人关系，只要“信任”货币这一象征标志或邮电系统就行了。正是这些为全球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现代性包含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现代性的反思性”（reflexivity）。它不是指通常那种对于外在行动的内在反思监控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化了的社会生活本身的内在机制，具体说是指“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即这种社会制度已内在地规定了例行化或定期地把专门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情境中，并对这种社会生活加以重组、建构或转型。所以他又使用“现代性制度反思性”（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一词。这表明，在现代性条件下，运用专门知识系统去反思社会生活状况并导致其重组、建构或转型，已成为一种必要的经常性“制度，[4]（P22）。吉登斯的现代性三要素理论确实有助于思考世界范围内文化现代性的普遍特征。
3．中国现代性的五个特征。中国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的一部分，不可能超离这个整体而另搞一套。在此，单纯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忽略普遍性现代性问题，难免会走向死胡同。但从另一方面说，还必须要看到，巾国现代性毕竟有自身的具体呈现方式：第一，它不是西欧那种先发性或原生性现代性文化，而属后发的现代性，因而就有一个模仿与反模仿、影响与过滤等问题；第二，进一步看，中国还是一种拥有数千年辉煌历史传统以及负重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一整套独特而完整的宇宙模式、社会制度、价值系统等，它们会“过滤”任何一种新介入的现代J性因子，因而必然地会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特定的有力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显着的或隐蔽的，等等。例如，陈独秀首先标举“人权说”，无论其是否准确，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种特殊性：中国人总是根据自身的现代性境遇去提问并且尝试解决的，他觉得中国的“人权”问题是现代性的根本所在，所以必然会加以突出。这无论如何都与西方学者的主张有所不同。
所以，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需要顾及普遍的全球现代性状况，并由此深入到中国自身的具体的现代性问题境遇中。从中国现代性的具体问题境遇来看，对此的分析可以涉及很多方面：第一是宇宙模式的改变。这是中国人的最深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本范型的变化，它的变化不能不引起一连串的连锁效应。与吉登斯所谓“时空分离”相比，中国人的宇宙模式的变化要剧烈得多，同时伴随着更深的民族苦痛。第二是民族观念的变化。这涉及中国人对地球上其他民族（他者）的新看法，从而也回头涉及中国人对自我的新看法。当他者从弱小或蛮荒的“西域”变成强大而陌生的“泰西”时，中华民族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自恋幻觉。这一点是吉登斯难以真切地体察的。第三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这合乎吉登斯的三要素之第二要素—“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一系列现代政治、法律、伦理、教育、学术、新闻、艺术等制度的建立及其合理化、合法化，意味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整体性的巨大变化。第四是价值系统的变化。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具体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无不可以溯源到道与器之间的等级观念的变迁。重新认识并调节现代器物与道的关系，不能不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重新认识与调节过程中，中国人的固有人生价值尺度发生了改变。第五是人的观念的变化。这一点没有被吉登斯强调，但在中国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二因为，中国人在现代性进程中痛切地感受到，新型的人的观念既是现代性成功的基本前提，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人的觉醒和个体人格的确立，现代性注定是虚幻的允诺。这就涉及中国固有的人的学说、规范、主张的重大转变。陈独秀标举的作为“三事”之首的“人权说”，正集中凝聚了这方面的需求。由这些方面可以见出构成中国现代性的特征的五要素：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制度转型论、道器互动说和人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