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现代 精神异化 肉体沦落 解构主体 解放身体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从权力地位、荣华富贵、名声威望、自由平等到公理正义、知识真理、仁慈善良、宗教信仰、兴趣爱好、婚姻恋爱、事业家庭，不同的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答案。这既体现了人生观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体现了人生态度的变化性和历史性。然而残酷的现实是，至少自奴隶社会起，人类总体上看重的却是物质利益、阶级统治、政治权力、荣誉地位以及日益远离人性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而把身体却推到它们的对立面，并降至下贱的地位。具体表现就是数千年来持续不断的战争暴力、恐怖活动、自杀现象和像瘟疫一样蔓延的悲观情绪，这些都是对生命和身体的杀戮、残害，最终导致身体沦落和人性颓败。所有这些对生命的摧残和折磨，对身体的镇压和剥夺，不能不令人反思: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或机制对如此无辜的生命和身体做下如此骇人听闻和伤天害理的坏事？为什么要血腥地杀害身体，以牺牲身体为代价，完全无视身体的存在？造成迄今为止各类悲剧的根子究竟在哪里？
身体悲剧的原因分析
对于历史上身体不断遭受欺辱和杀戮的原因分析，一般人都归罪于人的本能欲望。比如当叔本华说“人是千百种欲求的凝聚体”时，实际上已表明，迄今人世间横行的各种欲望:物欲、财欲、权欲、淫欲、色欲、嫉妒之欲等就是现实一切罪恶的渊薮。而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理由证明制造各种生命悲剧和灾难的罪魁祸首不是人类固有的欲望，而是几千年来一直高扬的理性。正是理性的勾引、诱导与挑逗，才滋生出现实人类无穷无尽的渴求与欲望。因为既然理性是人的本质，理性主宰着人的一切行为和实践，那么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它就必然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罪过。
事实上，数千年来，正是意识的编造和理性的独裁，才导致身体的沦落、虚假主体的形成和外在人格的盛行。具体地说，从古希腊时代起，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就开始拒斥普罗塔哥拉的感性论，尊崇贵族精神，导致精神异化，超越“卑贱”的身体，使其成为一种被否定、排斥和统治的对象。比如关于身体的认知价值，巴门尼德就竭力否定五官的感性能力;没有认识到感官和理智的统一;没有认识到身体是精神的内化，“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①。致使他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活动才是一条制服虚幻之见、求得完美真理的逻辑道路。人的感性活动则是一条由变化万端的现象和经验支配的、且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陷入荒谬的道路。由此也使得苏格拉底等人认为，身体对于知识、智能、真理、正义和美德来说，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和通向它们的障碍。因为充满欲望、本能、烦恼、疾病、恐惧和冲动的身体总是不停地在打扰或破坏灵魂的思考和宁静。因此人类要想获得知识，“需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否则，“一个人的心灵一旦被主宰激情完全控制，他的生活就会变得铺张浪费，纵情酒色和放荡不羁”。
这种精神的异化，导致几千年来，哲学、神学、科学、理性和由此形成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意识形态，除了把身体作为一个无限索取和投资的对象之外，都是对其施以压制、奴役、摧残和迫害。它不仅制造了身体和精神的分离与对立，否定了人的意志、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世界和驾驭人类行为中的重要价值，而且日益加强了精神对身体的统治，把身体排斥在真理、道德和审美之外，使身体完全充当一种从属角色。
精神的异化和意识的编造，在中世纪主要具体表现为:宗教神学打着上帝的旗号，变本加厉地对身体进行疯狂的镇压和迫害;认为人世就是一切罪恶和丑陋的渊薮。尤其是性，是人类面对圣洁的上帝必须克服的放肆本能和肮脏行为。一切世俗人只有禁欲、弃绝肉身、脱胎换骨、获得再生，才可能看到天国。为此，它虚构了一个原罪说来否定人的价值，用十诫来限制人的身体，用上帝之爱来剥夺人世之爱，以此达到辖制人性和用“软刀子”杀人的目的。此时，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安于贫困，既是控制身体的基本手段，也是扑灭身体的沸腾能量，使其陷入沉寂的精神鸦片。与之相应，上帝、天使、信仰、启示、至善等精神形态也一起铺天盖地而来，将身体尘封于人间地狱，使得漫长的宗教史变成身体灾难深重和沉默无语的历史。
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哲学击败神学，科学击败宗教，理性击败信仰，人的身体、性爱和审美也走出神学的禁锢，受到过一段短暂而热烈的赞美。但是，身体并没有得到哲学和科学的持久关照，因为此刻哲学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神学，科学的基本任务是追求知识真理，致使身体仍然没有获得激情洋溢的自我解放。相反，由于人类在追求知识真理的过程中，主要依赖的是心灵的思考、理性的推算、智能的创建，而非盲目的身体、无力的感性，所以从笛卡尔的唯理论一直到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和绝对精神都仍是将身体置之度外，认为身体仅是“个体藉以显示其原始本性的东西”③。使身体继续陷入人类历史的无尽黑暗之中。
其中，特别是国家法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囚犯往往施以惨不忍睹的酷刑和极端残暴的处决，诸如肢解、车裂、火烧、绞刑、砍头、五马分尸等形式。这些对身体的毁灭形式既充分地暴露了人类精神的专横、暴虐及用刑罚取乐的残忍，也证明人类意识的肤浅无知，没有认识到被惩处的身体的无辜。以致法国思想家马布利曾为身体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人类犯罪，“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我一定打击的是诡计多端的灵魂而非朴实直白的肉体”④。因为肉体只做它需要做和应该做的事情。即便是现实中由于理智的引导使人之肉体犯下了“罪过”，也要从社会、历史和实践的高度，从感性和理性、精神和肉体辩证统一的角度，立足于人的情欲、情感、欲求、变态、疾病、失控、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审视与裁决，而且结果总是理性的罪责或过错。因为理性自身就包含着对身体的专断和否定。
当然，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科学、理性和资本共同激起人类各种欲望的无限膨胀，由此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既没有解放身体，也没有完善人性。相反，由于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导致的劳动异化，特别是随着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日益商品化、技术化、标准化、均一化、齐一化、模式化和强迫化，不仅使劳动者沦为机器的奴隶，也使人类在全面而疯狂的物化世界中，日益远离人的自然本性，变成文明世界的奴隶和理性精神的牺牲品;使得现代进入“人之死”的时代。此时，近代以来被大肆鼓噪的主体，已经变成仇视生命者编制出的一副铁笼以禁闭鲜活的人性。人的肉体因受到“高尚”主体的钳制和幽禁而丧尽生机。在这里，神学家将谎言神圣化;在平静和忍让的道德外衣下，将自我美化为慈善、正义和好人，以此对肉体进行诡诈的精神之战，以图窒息奔涌于肉体内部的各种活力。而理性论者则坚持否定人类对感官的信仰;用概念、总体性、秩序、纪律来宰杀生命，摧残肉体，熄灭活生生的欲望，压抑蓬勃的本能，高扬一种概念的木乃伊和观念的人性，一种超越肉体的虚幻形象，而非生气勃勃的肉身和日常生活。
虚假主体必然制造虚假人格。因为在虚假的主体中，肉体、感性、欲望、迷狂、外溢的莽撞，统统被拥有强权的主体绳之以法，以确保理性的权威、秩序的严谨。所谓“真理、正义和美德”的贯彻实施，必然表现为人性的沉沦和各种外在于性的焦虑与烦心，表现为被各种繁忙所支配，抛弃了自在生命之本真，并由此在虚假主体刺激起来的各种后天欲望的支配下，堕落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消费机器、专制机器、生产机器、理性机器，使人本身完全处在一种“不在家的异化状态”，一种精神奴役肉体、主体支配身体的对立状态。
虚假主体也必然远离真理和人的自由本性。因为虚假主体总是肆无忌惮地将人变成被奴役的对象，使整个人类在权力主体的统治下，普遍失去做人的真正意义。自由和人权变成少数人的特权和怪物;变成寄生虫、阿谀逢迎之徒、别有用心者或专权者从事的一种违背公理和公益的行为。在这里，“反对精神的自由”完全辖制着自由的精神。结果使得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异化了的劳动阶级，几乎都在劳动中丧失自身;深受各种国家机器、惩罚和规训机器的管制与鞭笞，使其隐藏在体内的潜能被耗费，欲望被幽禁，各种本能深受精神的蛮横压制;最终导致他们完全丧失肉体的自由、精神的独立，变成一部外在于自身的赚钱机器。
解构主体解放身体
然而麻木的人类似乎对以牺牲肉体为代价所换取的表面文明已经习以为常，对污染人类灵魂、挫伤人类心志、迄今依然甚嚣尘上的物质至上主义已经如醉如痴。直到19世纪，人类精神对身体的长期压制，才唤起已经千疮百孔、倍受凌辱的身体的觉醒和反抗。先是叔本华要用他的生殖意志论试图击垮固若金汤的理性堡垒;接着是狄尔泰从非理性和本能的角度对人之生命和日常生活的关照与厚爱，最后是尼采站在权力意志的高度对统治人类数千年的理性和文化的激烈抨击。在尼采看来，欲拯救人类，遏止人性颓败，找回真人，信仰实在的身体比信仰虚幻的精神更具根本意义，因为身体才真正代表生命和整个人类。然而由于过去几千年，“身体一直都是被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和政治所俘虏的躁动不安的囚徒”，因此今天解构主体、解放身体，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进到生命之心，是身体本能所发出的、比陈旧灵魂的主观性编造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回归身体，从身体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一切，以人之生命和身体作为人类心中的太阳和行为实践的轴心，将历史、艺术和理性都作为身体弃取的动态产物，而不是僵死的概念的建构或理性的重建，将有着颠覆乾坤的价值。
追溯人类的起源和文明进化，并不是“得天独厚”的理性思维，而是“直立的姿态、发情期的抑制、性欲的连续性、父权制家庭的建立，以及作为主要才能的视觉的出现，才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开端”⑤。即便是在认知领域，也是源自身体的“看和说”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看和说就是身体的扩展和生命的绵延，看和说就是认知。以往蔑视身体的人实质上是本末倒置地将心灵看作大理智，把身体看作小理智。实际上，身体才是大理智，才是拥有心灵的大复合体。身体比心灵有着更优越的智能。强调身体就是强调整体的生命力，就是医治贫血的灵魂。对于真正的觉醒者来说，“我全是身体，其它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指身体方面的某物罢了。”人就是身体的存在。其中“最优秀的公众性的身体，乃是世界的尺度”⑥。蔑视或摧残身体者终将导致自我毁灭。为此，尼采呼吁人们不要只倾听死亡的声音或精神的挽歌，而宁可倾听健康身体的声音，那是更诚实、更有感召力的声音。健康、完美而又方正的身体更具有青春感，行动更纯粹，生存更富有活力。正是在人身上，创造物与创造者相统一，“使自我塑造成为人类最高的可能性之所在”⑦。至此，人类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与全面解放。
20世纪，以德勒兹等为代表的法国新尼采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尼采的身体理论。他们在人的定义中，用身体和动物性取代了形而上学理性，指出身体就是强力，就是力和力之间的冲突及关系，就是生命所固有的感受性、自发性、能动性以及超越肉体自身的思维性和自我性。这种身体不仅砍去意识的头脑，再也不是意识支配的器具，而且它漠视意识，跳出意识的长期操纵，完全自我做主;并且只根据自身的力量竞技去从各个角度对世界作出解释、估价和透视。在德勒兹看来，身体在它的生死盛衰中带着对全部真理和错误的认同，霸道地主宰着道德、知识和审美领域。在这里，道德代表着积极的主动之力;真理指谓对力和技艺的解释;审美主要是指诸力的自由嬉戏。生命的最高点就是由身体所拥有的类似感知、记忆、构思、想像、创造、发明、褶皱、开启等功能的生命力。而且这些生命力越是在真实人中表现得越是离奇而难以置信。所以真正的人就是居于生命、劳动和语言内部的、作为生物体、劳动个体和言说主体的人，而非那些政治家、道德家或符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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