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道德化，指的是文学上的政治判断与道德判断的重合和统一，作者依靠道德判断的力量来强化作品的政治判断，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化特色有关。中国是一个重道德的国家，从家族制度中产生出来的中国封建道德，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3］，中国的道德在整个文化中的角色，相当于其他民族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儒家学说，儒家推崇礼义，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区分君臣、父子、贵贱、亲疏之别。孔子把他的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结合得很紧密，所以有学者称之为“伦理政治”，这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即泛道德化倾向。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从个体的道德修养开始，一直延伸到治理国家的政治事务，个体的道德修养成了参与政治事务的先决条件。这一文化传统，使中国人习惯于把道德与政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特征。从五四新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到解放区革命文学，其中一个重要走向，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方针，更是把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变成一个基本原则。在确立“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方针后，中国作家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大致具备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作家用政治视角认识社会、反映社会；第二，文学作品成为政治的宣传教化工具。但是，当我们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和辨别这种政治视角时，我们发现，这种政治视角与道德视角很多时候奇特地重合在一起。当作家把某一个人物判定为政治上的反动派时，他同时必定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同样，当某人被界定为政治上的革命派时，他同时必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被树为解放区文学样板的《小二黑结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中政治视角与道德视角的功用是不同的。政治视角通常诉诸读者的理性，而更能够激起读者情感涟漪的则是道德视角。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战士高喊着“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冲向敌人，激起战士们满腔义愤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只是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学说，还更是贯穿于这部歌剧中的道德视角。
在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政治道德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李自成》。其实，李自成领导的这一场农民运动很有历史反思的必要，姚雪垠花费后半生的心血撰写的这部五卷本长篇历史文学巨着，对这场历史大悲剧有着较深入的探讨，有些观点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这部构思并开始创作于“文革”之前的历史题材小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其中较突出的，就是对主人公李自成的描写。应该承认，姚雪垠在那个时代氛围中，有意识地与“四人帮”鼓吹的“三突出”原则作了力所能及的斗争，但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时代给予的浓郁影响。许多读者都认为，作者把李自成描写得太完美了，把一个几百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写得像一个20世纪的共产党员。在这一完美化的写作中，从道德角度美化他，把他写成一位道德意义上的完人，正是造成读者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历史题材小说创作领域中，政治道德化的倾向仍然存在。如鲍昌的《庚子风云》中的地主白玉起、神甫邓维廉、洋人老板洛克凯特、买办杨进财等人，在道德意义上都是坏人、小人，而对李大海、杨二爷、李大山、义和团领袖李来中、朱红灯、王成德、张德成等人，小说从道德角度作了尽可能完美的描绘。其实，从现代道德的眼光看，农民道德有其固有的时代局限性，但作者基本上以肯定的态度表现农民道德，不敢正视农民身上存在的反道德因素，并从这种泛道德化的立场来评价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的事变，以之取代对这一历史事变的理性剖析，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思想价值受到很大的损害。
张凤洪的《黄金贵族》则代表了另一种泛道德化倾向。这部小说写的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从一个破落的贵族青年成长为蒙古大汗，依靠武力统一整个蒙古族的故事。成吉思汗堪称一代天骄，在短短几十年间，他用武力统一了原本四分五裂的蒙古民族，进而灭了辽、金、宋等国，还一度把疆域扩展到了欧洲大陆。这样一个民族的发迹史，值得作家们去描写。然而，《黄金贵族》在表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历史时，不去挖掘蒙古族之所以能够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深层原因，对“历史之恶”——统一进程中残酷的战争作理性的分析和深入的描写，却把笔触放在表现成吉思汗的“仁”与“善”上。在小说中我们读到，每次战争成吉思汗似乎都是被迫的，他的对手，如札木合、桑昆等人，都是阴险毒辣、诡计多端、气量窄小、恩将仇报的坏人，而成吉思汗则如受过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仁人义士，他仁慈、仗义、以德报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总之，凡是我们汉人以为是优良道德的举止，在成吉思汗身上都刻意地得到表现。这样的描写，用道德判断代替了历史判断，结论虽然相似，但总让人感到虚假、不真实。这种状况，直到1985年左右，才逐渐得到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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