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说①

　　格调说，中国古代诗学主张。为明代前七子、后七子和清代沈德潜所提倡。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格调”即体格声调。最初的解释分别指思想内容和声律形式两个方面，如《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在唐代以后的诗论中，常常谈及诗歌的格、调。如唐代皎然《诗式》提到“格高”、“体贞”、“调逸”、“声谐”；宋代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提到“意格欲高”，“句调欲清、欲古、欲和”；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明代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认为“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这些诗论家都重视诗的格调但尚未把它作为诗的决定性因素。

　　在前、后七子的诗论中，格调成为决定性环节。他们的诗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格调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强调“格古，调逸”（《潜虬山人记》），称“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认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他们都认为汉魏盛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因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从格调入手模拟汉魏盛唐的诗歌。前、后七子的格调说是为反对明初台阁体的萎弱诗风而提出的，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由于它拟古主义的本质，很快受到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的批判，清代的王夫之、叶燮等人继续对之进行了批判。

　　叶燮的学生沈德潜在诗歌理论上背离叶燮，重倡格调说。沈德潜主张诗教说和温柔敦厚。他选诗的标准是：“皆深造浑厚和平渊雅，合于言志咏言之旨……凡无当于美刺者，屏也”（《明诗别裁集序》），“惟祈合乎温柔敦厚之旨，不拘一格也”（《清诗别裁集》，“有补世道人心”（《唐诗别裁》）。从这一标准出发，沈德潜肯定前、后七子而否定公安派、竟陵派。他称赞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力挽颓澜”，使“诗道复归于正”；但他也批评前、后七子由于模拟因袭而导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无“自得之趣”。这是因为前、后七子的“格调”是以拟古的死法为基础的，而沈德潜的“格调”则是在神韵的基础上侧重含蓄蕴藉而形成的，他要遵循的“法”是活法而非死法，是合乎自然的“法”。

　　沈德潜格调说的基本倾向是维护传统诗教的，但是他的诗学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如重“蕴藉”不尚“质直”，重“理趣”反对“理语”，要求诗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格调说中保守的一面，如强调“学古”，注重封建礼法等，遭到当时提倡性灵说的袁枚的强烈批评。袁枚对格调说的批评相当雄辩，同沈德潜论战的几篇文章，也写得痛快淋漓，很有说服力，沈德潜的格调说逐渐趋于衰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