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生平简介①

　　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四岁时曾有相面先生预言说，此子将来必能济世安民，因以为名。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率兵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应募勤王，崭露头角。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世民随从来到晋阳（今山西太原）。

　　这时隋政已衰，天下大乱，李世民便广交英雄豪杰，积极招兵买马，准备举兵反隋，夺取天下。他的密友、晋阳县令刘文静因受瓦岗军首领李密株连，被捕入狱。

　　李世民以探视为名，与他在狱中拟定了召募兵士、西入关中、创立帝业的起兵计划，并通过隋晋阳宫副监裴寂将这个计划转告给了李渊。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与其兄李建成分统左、右两军，并肩作战，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克长安。唐朝建立后，李世民以功被拜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李世民实为唐王朝之开国皇帝。　　

　　武德元年（618）三月，盘踞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薛仁杲父子率部进犯关中，李世民奉命率兵征讨。将其击败。薛仁杲投降后被处死。

　　武德二年（619）十月，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北）人刘武周叛乱，率众南下，相继打败了李元吉、裴寂等唐将，几乎占领河东全境，关中震动。唐高祖准备放弃河东，谨守潼关以西。李世民主动请缨，并率兵三万，东渡黄河，一举击败了刘武周的精锐部队宋金刚部，并收降了骁将尉迟敬德和寻相等。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武德三年（620）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李世民在平定末民变领袖时，表现他出众的才能，使高祖就帝位继承人的问题大伤脑筋。同时，在战争的过程中，李世民得到了一班能征善战、谋略过人的部下，如尉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这样大大加强了秦王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的能力，终使两人的帝位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这就是“玄武门之变”。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就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未几，颉利又再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军容鼎盛，以为无隙可乘，于是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此即为“便桥会盟”。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在论功行赏时，将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为宰相，执掌朝政，引起了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的不满。他们自恃战功显赫，资深位高，口出怨言，扰乱庆功秩序，甚至还挥拳打伤前来劝解的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于是，诸将争功，大吵大闹。对此，唐太宗声色俱厉地对李神通说：“叔父虽在义旗初起之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却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理当第一。你虽是我的叔父，国家贵戚，但却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对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时的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李神通和敬德听了这番警告以后，当即表示悔过自新，这场争功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接着，唐太宗又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珪和魏征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让其参掌朝政。

　　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有些折冲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体格健壮者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后，交尚书省执行。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实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说：“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这是甚么意思？”魏征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最后，还严厉指出，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立即下令停止简点中男，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其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还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敬若神明。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西藏藏族的祖先）赞曾（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太子李承干以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教管。在其吃饭之时，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作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他并且还教训其它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作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不服，霍光只下了一道诏书，就身死国除。作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们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弒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会、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途，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提供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唐太宗将他撰写的《帝范》十二篇颁赐给太子李治，并对其谆谆告诫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作榜样去效法。”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病死在翠微宫含风殿。同年八月，葬于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