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中国古代诗歌评论著作。南朝梁代钟嵘(约468~约518)撰。钟嵘字仲伟,祖籍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齐代官至司徒行参军。入梁,历任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诗品》是他的诗歌评论专著,以五言诗为主,将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区别等第,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为《诗品》。《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书名为《诗评》,这是因为除品第之外,还就作品评论其优劣。后以《诗品》定名。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针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以及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有:
1.对当时诗歌发展中存在的堆垛典故和因四声八病之说盛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前者,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抒发情感的产物,但当时诗歌创作却竞尚用典,使“吟咏性情”之诗竟然“迨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的健康发展,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这一批评不仅切中时弊,且比刘勰的看法更前进了一步。对于后者,钟嵘认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声律之说,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重视音律美是诗学的一种历史进步,它在开始阶段不够完善也是难免的。钟嵘并不太理解这一点,以传统的诗的自然节奏美来批评声律说,失之偏颇。尽管他的批评中也有合理的因素。
2.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五言诗已经代替了四言诗并普遍发展起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诗也开始形成),但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正统保守观点: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这种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3.钟嵘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继《文赋》及《文心雕龙》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诗的“滋味”问题。在《诗品·序》中,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在《诗品》上卷中,也提出过“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同时他还认为“有滋味”的好诗应该“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味说不仅为后来许多人接受和发挥,如司空图、苏轼以至王士禛等,而且“文已尽而意有余”更成为以后对诗、文创作的共同要求。强调诗歌创作要“真美”。“真美”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真挚强烈的感情,而非虚假的无病呻吟。又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真美”和艺术表现上的自然密切相关。此外,他论述诗歌题材的观点,也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4.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是中国文论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也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使他风格流派的研究部分显得混乱,且有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诗品》最流行的版本是《津逮秘书》本和《学津讨原》本;近人许文雨有《诗品讲疏》,陈延杰有《诗品注》,曹旭有《诗品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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