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隋代的萧该。稍后，在隋、唐之间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旧唐书·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时代李善的《文选注》。他的注释偏重于说明语源和典故，体例谨严，引证赅博，但对文义的疏通则比较忽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经亡佚，后世学者往往以它作为考证、辑佚的渊薮。至今流传的另一种唐人注本是玄宗时代的《五臣注文选》。所谓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吕延祚所组织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5人。五臣的学力不逮李善，书中荒陋错误之处极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许多研究者的指责。《四库全书总目》在概括叙述了前人的批评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可以认为是比较公允的见解。五臣注也有许多优点，如对作品的解释，较多地串释句意，有利于后学。又如五臣所注底本，与李善有所不同，从后世发现的写抄本来看，往往是五臣本更合于萧统原貌。此外，五臣注并非全部出自五臣，而是参考利用了除李善以外的其他诸家注释，比如公孙罗、陆善经等注及《文选音决》等，其中可以研究考索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文选》诸家注释问世以后，唐末曾有人合成为《文选集注》120卷，共收李善、五臣、陆善经、《文选钞》、《文选音决》等家。此本国内已失传，近代在日本发现20余卷。2000年中国周勋初又广搜各处藏卷，补足原印本缺页，共成24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致说来，唐及北宋以五臣注本较为流行，而北宋末开始李善注本逐渐压倒五臣。至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将五臣注本与李善注本两本合为一本，世称“六家本”。此本以五臣注居前，李善注居后，全书体例基本依据五臣本，遇有与李善注本不同处，加注称“李善作某”。至南宋后，随着李善注地位的提高，有人又将六家本颠倒改为李善注居前，五臣注居后，世称“六臣本”。六家合并注本逐渐流行，而李善和五臣的单注本流行较少，后以为李善本已经亡佚，后世所见李善本是从六臣注中辑出，其实是误识。李善单注本在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就由诏印刊行，刻板后为宫火所焚，至北宋仁宗天圣年间重新由国子监雕印，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湾“中央图书馆”两处，有残缺。
宋代的“文选学”主要表现在刻板印刷上，为《文选》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于学术研究大都是摘录排比词语典故，如《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一些比较认真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笔记、诗话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较有参考价值的是刘履的《选诗补注》。此外李治的《敬斋古今黈》，以考证佐其议论，时见精义。明代研读《文选》的著作不少，但明人好以己义发论，或增删，或点评，成就无多。其中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陈与郊《文选章句》有感于世风浮薄，思以《文选》有所振之。其书独依李善而斥五臣是其优点。
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较为重要的研究专著有：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8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1卷，分门别类，就《文选》的种种问题加以论述；胡克家约请顾广圻所作《文选考异》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为底本，据茶陵陈氏刻六臣本、吴郡袁氏影宋六家本以校刊异同；张云璈《选学胶言》20卷、梁章钜《文选旁证》46卷、朱珔《文选集释》14卷、胡绍瑛《文选笺证》30卷、许巽行《文选笔记》8卷，从音韵、训诂、考订等不同方面对李注作补正发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为精博；何焯《义门读书记》5卷、于光华《文选集评》15卷，重在文义的评论，虽不脱八股文积习，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8卷和骆鸿凯的《文选学》。
今天所见《文选》版本，李善注系统有北宋天圣明道残本(已残)、南宋尤袤刻本、元张伯颜刻本、明末汲古阁刻本及清胡克家影尤刻本等；五臣注系统有南宋初杭州刻本两残卷、南宋陈八郎刻本，以及朝鲜正德年间刻本等；六家本系统有南宋广都裴氏刻本、明州刻本、明袁褧影宋广都刻本，以及韩国奎章阁刻本等；六臣本系统有南宋赣州本、建州本(即《四部丛刊》影宋本)等。此外，敦煌所出唐代写卷及日本所藏写抄本也都是十分珍贵的版本资料。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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