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评价①

　　对《后汉书》的评价，有范晔的自述，也有后人的评述。他的自述就是保存在沈约《宋书·范晔传》中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这可能是范晔的绝笔之作，都是真情实意，所以可作依据。沈约在《宋书·范晔传》中就说“晔自序并实，故存之”。后人的评价褒贬皆有，但贬少而褒多。

　　《后汉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既继承《史》、《汉》，而又有创新。 所谓继承《史》、《汉》如前所述，他是在比较了编年、纪传优劣之后，决定弃编年而取纪传的。《史》、《汉》各体，《后汉书》皆效法之。他原计划的纪、志、传，不仅为《史》、《汉》所有，而且还“合为百篇”以与《汉书》篇数相一致。另外，《后汉书》仿《太史公自序》而作《序例》（今天已见不到，一般来说《狱中与诸甥侄书》可视为《序例》读），仿《太史公曰》而作“序”、“论”、“赞”，仿《汉书》不称“本纪”而称“纪”。 就纪传体之完备来说，比起以前18家后汉之书确实是“良诚跨众氏”（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的。　　

　　《后汉书》的编纂，并非只是跟在《史》、《汉》之后亦步亦趋，范晔是从后汉一代社会实际出发，进行创新的。

　　后汉一代皇后执政屡见不鲜，年幼无知的傀儡皇帝不止一个，于是《后汉书》为17位皇后（贾贵人、虞美人、陈夫人、皇女附）立“纪”，殇帝附于和帝纪，冲帝、质帝附于顺帝纪。刘知几在《史通·列传篇》中，对《后汉书》这种作法颇有非难之辞，认为“纪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纪?其未达纪、传之情乎？”刘知几“名教”思想很重，思想僵化，对范晔这种解放思想，从实而书是不理解的。华峤的《后汉书》也为皇后立“纪”，实际上为皇后立“纪”并非《后汉书》一家。

　　创立若干类传，是《后汉书》的又一创新。类传，即把相类的人物集中一起来写，《史》、《汉》已有先例，《后汉书》的创新在于根据后汉特点，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种。《独行》、《党锢》、《逸民》“正所以表死节，褒正直，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十七史商榷·范矫班失》），《宦者》反映后汉宦官大权在握“剥割萌黎，竞恣奢欲”又“构害明贤，专树党类”的史实。《文苑》正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书教中》所说“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这实际是经学、文学分家现象的一种反映。《列女》记述了17位“才行尤高秀者”的妇女，开“正史” 为妇女立传之先河；不仅如此，对蔡文姬这位几次改嫁的妇女不因其于封建 名教有缺而另眼相看，这与后来诸史虽为妇女立传，而将“列”改成“烈”， 专褒贞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方术》多记神仙怪异，是后汉社会谶纬流行的一种反映，但是由于当时医术和迷信相杂，郭玉、华佗等名医的事迹，却得以保存下来。

　　《后汉书》还为品性大体相同者立合传。王充、王符、仲长统生活时代不同，但他们都淡于功名利禄，并著书针贬时弊，而合为一传。杜根、栾巴、刘陶、李云、刘瑜、谢弼等因仗节能直谏，而合为一传。郭泰、符融，许劭 以清高有人伦之鉴，知名当世，而合为一传。邓彪、张禹、徐防、张敏、胡广，都是合光取容者流，而合为一传。还有象《来历传》一类，虽一人立传，而叙谏废太子者同僚17人。这样立传，“详简得宜，而无复出迭见之弊”（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后汉书编次订正》）。《吴汉传》叙其破公孙述之功，则《公孙述传》不复详载其事。《耿弇传》叙其破降张步之功，则《张步传》亦不复详载。宦者孙程以张防诬构虞诩，上殿力争事见《虞诩传》，则《孙程传》不复载。这样，“悉心核订”， 就“以避繁复”（同上）了。

　　《后汉书》对周边民族立了六传，有《东夷》、《南蛮·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这些传的材料来自《史记》、《汉书》、《三国志》而又超过之，说明《后汉书》在写作中是比较重视民族史料的收集的。

　　《后汉书》还学习《史》、《汉》，注意保存名家的文章。崔寔的《政论》，桓谭的《陈时政疏》，冯衍的《说廉丹》、《说鲍永》，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张衡的《客问》、《陈事》、《请禁图谶》，蔡邕的《释诲》、《条陈所宜行者七事》，都是关于时政的原始材料。班固的《两都赋》、《明堂辟雍诗》、《典引》，杜笃的《论都赋》，傅毅的《迪志诗》，崔琦的《外戚箴》，赵壹的《穷鸟赋》，刘梁的《和同论》，边让的《章华赋》，崔篆的《达旨》，崔篆的《慰志赋》，都是辞采壮丽之篇， 反映了后汉一代文学成就。

　　范晔在《后汉书》编修计划中，是“欲遍作诸志”的，而且要使诸志为 “前汉所有者悉令备”（《狱中与诸甥侄书》），其志向是宏伟的。据《后汉书·后妃纪下》章怀太子注称“沈约（指《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腊以复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 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再从《后汉书》中的《后妃纪》 有“僚品佚事，在《百官志》”、《东平王苍传》有“语在《礼乐舆服志》”、《蔡邕传》有“事在《五行志》”的记载看，说明谢俨所作诸志，不仅仅是收集完了材料，而且有相当部分已经成稿，并为作“纪”、“传”者所寓目，只是未保存下来。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厘为30卷补入，缺《刑法》、《食货》、《艺文》、《沟洫》四志。

　　《后汉书》的“史论”也是既继承《史》、《汉》又有创造的。它的“史论”由“序”、“论”、“赞”三部分组成。“序”置于《皇后纪》和各类传之前，“论”置于纪、传之后，“赞”置于“论”之后。“赞”写得极讲究，皆为四字句的韵语。范晔对“赞”特别得意，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而且“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据《隋书·经籍志》载，《后汉书》的“论”、“赞” 曾被单独印成书流传过，可见其影响了。

　　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后汉书》的编纂说：“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盖云备矣。”

　　《后汉书》是一部思想内容特点鲜明的史书。 从范晔的自述，可以看到《后汉书》写作的旨趣所在。范晔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但他却“耻作文士”（以下凡未注出处者，皆引自《狱中与诸甥侄书》），认为著书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可见在思想内容与文学技巧关系上，他是主张思想内容为主的。对思想内容，他又要求“自得之于胸怀”，即强调独立见解，而不人云亦云。他对“古今 著述及评论”皆不以为然，甚至于“最有高名”的班固，他也认为“任情无 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只有他自己的见解才“皆有精意深旨”。他自负地说“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论》”。李延寿在《南史》本传中也说《后汉书》“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可见，范晔把《后汉书》是当成一部政论来作的。这也是对《春秋》以来史学为政治服务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充分表现了他对史学功能认识的深刻，比起那些只在史料与写作技术上 论长短的史家，显然高过一头。

　　《后汉书》的思想内容，集中一句话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正一代得失”。

　　一、正后汉一代之得失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中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 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是个很好地概括。比如，对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后不以功臣任职，当时颇有异义，《后汉书》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则予以肯定，认为这是“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可以避免出现西汉那种因分封功臣而导致分裂，因闹分裂而 导致功臣被诛杀悲剧的重演，又可使国家起用新人，这是一种“深图远算” 的“德政”，应予以肯定。再如，后汉一代因外戚、宦官轮流专政，宰相多无大作为，公卿尸位素餐，所以对这些人“多无述”或“不见采”是有道理的。相反，对党锢、独行、逸民则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而“搜罗殆尽”（清·邵 晋涵语），其原因就是这些人清高正直、英毅勇烈，精神品格值得提倡。在《李膺传》中赞其“振拔讦险之中，蕴义风生，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在《陈蕃传》中赞其“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以仁心为己任”。在《孔融传》中赞其“严气正性”，“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在《卢植传》中说“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仅在“论”、“赞”中这样直接发表看法，在选取什么人物 入传也体现着这样的观点，在《独行传》中共记24个人物，其中9人是耻于为王莽篡汉和为公孙述割据政权服务的清正之士，还有6人以忠于长官而闻名。

　　相反，对那些炙手可热的有地位有权势的统治者腐朽、专制、肆虐、庸俗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写梁冀擅权时，特别记下这样一段史实：质帝朝见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梁冀是个外戚，竟肆虐如此！在《宦者传·序》中，指出宦官可以“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对宦官的穷奢极欲也揭露无遗，记载这些人“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宦官肆虐，造成了“寇剧缘间，摇乱区夏”。字里行间都表现了对宦官的深恶痛绝，也指出了后汉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胡广传》中，记载这个历事六帝，在公台三十余年的大官僚，竟是一个庸碌无为，圆滑苟合之徒，说“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用人如此，国家不亡何待！后汉选举制度的腐败，是在《明 帝纪》中直录中元二年诏书表达出来的，其诏云：“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而对陈蕃为光禄勋与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则深加赞扬。

　　对皇帝的不满不便直说，而是用曲折迂回的办法表达的。在《朱浮传》中称朱浮对光武帝的谏诤是“长者之言”，在《寒朗传》中把寒朗敢于廷争冤狱阻止明帝滥杀的行为颂为“仁者”之行，在《逸民传》中借汉阴老农之 口批评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

　　难能可贵的是，《后汉书》虽然对黄巾农民大起义持反对态度，但是在揭露起义原因时却能从统治者的暴虐中寻找原因。在《张让传》中，借张钧的话说：“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这样看问题是看得深刻的，比某些浅见的封建史学家，只是咒骂农民起义是不同的。

　　《后汉书》对后汉一代的迷信宗教鬼神基本上是反对的。光武中兴28功臣，当时被附会为天上28个星宿，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说：“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接着说“然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这样就肯定28将为时势所造，个人努力的结果。在《郭陈列传》中，通过对吴雄、赵兴不恤讳忌而家世兴旺、官运亨通，陈伯敬一生禁忌，而后来被杀事，暗示人生祸福与宗教迷信是不相干的。当然，在那样的时代，《后汉书》破除宗教迷信是不可能彻底的。在《光武帝纪·论》里，就记载了许多图谶、符瑞来证明刘秀为天子是“信有符乎”！在《方术》、《独行》、《逸民》等传中也记了一些迷信应验之事。

　　二、纵论古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寻求事物的规律性　《后汉书》在有些地方，往往不局限于后汉一代，纵论古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寻求事物的规律性。《循吏传》以下的序、论，就往往打破朝代界限。《宦官列传·序》最具代表性，它从《周礼》置宦官谈起，一直说到后汉，并对宦官进行了客观分析，有著功者，亦有祸国者，说明历史上的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对后汉的宦官专权，也分阶段进行了分析，建国之初 “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只是“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惟阉宦而已??中官始盛”，“邓后以女主临政??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 这实际上是一篇宦官小史。

　　三、以古鉴今，直接或间接为刘宋政权的巩固出谋画策　《后汉书》作于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又是刘宋统治集团一员，当他正后汉一代得失时，也在以古鉴今，直接或间接为刘宋政权的巩固出谋画策。比如，南北朝时，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互相指骂，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后汉书》就特别重视写好历史上各民族本出一源，《东夷传》强调“昔尧命羲仲宅嵎夷”，《西羌传》则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 姜姓别之”，《南蛮传》讲蛮夷乃五帝之一帝喾的支裔。这样，就雄辩地说明了东西南北中各族，本是一家，分裂、对骂是没道理的。在《祭彤传》中，极力称赞“彤抗辽左，边廷怀和”，彤死后，“乌桓、鲜卑追思彤无已，每 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这样记述祭彤，显然带有呼唤一个新祭彤出现的意义。刘宋政权的北方通路被阻塞，南方又隔大海，处于局促与封闭状态，《东夷列传》中特别注意记 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人民时至会稽市”，这等于给刘宋政权指出一条海上出路。在《西域传》中详细描述班超通西域所出现的又一次丝绸之路繁荣景象。并特别记载延熹九年（166）。大秦商人以大秦王安敦名义，从日南来献象牙、犀角、瑇瑁，于是“始乃一通焉”。这也会启示刘宋政权重视打开域外交通，去发展与域外各国的关系。

　　《后汉书》始修，据后汉之亡已200余年，据《三国志》成书亦100余年，各种避讳不必有了，再加上范晔本人崇尚气节、正直，所以发扬据事直书的史学传统，在《后汉书》中也十分明显。《三国志》载“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后汉书》改为“曹操自领冀州牧”。《三国志》载“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后汉书》改为“曹操自为丞相”。《三国志》记 伏皇后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后汉书》改为“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清人赵翼称赞《后汉书》“史法究应如此”（《二十二史札记·〈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


　　《后汉书》是一部未经范晔最后完成之作，自然要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范晔未来得及象司马迁、班固那样为自己的著作写一篇《自序》（或写了未流传下来），后人对其发凡起例的思想，难以有更多的直接了解，比如，对 “志”部分究竟写得如何，就是个悬案。

　　二是因书稿无得力之人精心整理，所以目录编排有些失序和缺漏。

　　三是现在的“志”非范晔原著，水平不高， 尚缺四个“志”。

　　四是无“表”。五是刊刻错误不少。这样，就给后世学者留下不少研究课题。

　　最早为《后汉书》作注的是梁人刘昭。唐朝章怀太子李贤，对刘昭注不满意，又为纪、传作注，由于李贤的注超过刘昭注的水平，所以刘昭为纪、传所作的注，后来便失传了。“志”的注仍用刘昭所注。宋朝将纪、传与志合刻，其注则分题李贤、刘昭之名。清人对《后汉书》用功甚勤。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成就最大，清末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则收集了唐宋以来各家成果，萃为一书，是注解《后汉书》最称完备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