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诸葛亮历代研究与评价①

　　两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是影响最深、备受评说的前朝人物之一。研究评说开先河者是吴国大鸿胪张俨。他在《默记•述佐》中对诸葛亮和司马懿进行了比较研究：诸葛亮“蹈一州之土”, 便能“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 。而司马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 ，却是“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胜负之势，亦已决矣”。张俨认为，“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对诸葛亮的系统分析评价始于西晋，兴盛于南北朝。司马炎在灭蜀汉以后，即派将军陈勰向蜀汉降臣学习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此举，对诸葛亮的研究评价起了助动作用。两晋南北朝时期，评论者大都肯定诸葛亮治国才干和勤劬。晋朝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评价者是袁准 、张辅 、陈寿等人。袁准写了两篇《诸葛公论》，高度评价诸葛亮。他认为诸葛亮 “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他称赞诸葛亮“勇而能斗”，但认为“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与他同时的张辅在《名士优劣论》中认为，诸葛亮的才华本领比乐毅强得多，可“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陈寿修《三国志》对诸葛亮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评价，奠定了后世对诸葛亮研究的基础。在《诸葛亮传》中，陈寿多次直接评价诸葛亮的才能与功业。他认为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诸葛亮的志向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之所以未达目的，一是诸葛亮的才能“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二是对手“或值人杰”，再加上“众寡不侔，攻守异体”；三是缺乏韩信、王子城父那样的帅才；最后归结为“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两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政治家和贤相形象已被公认。人们把身居相位的诸葛亮和身为王位的曹操并论，或将当代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与诸葛亮相比拟就是例证。如东晋尚书梅陶将陶侃比作曹操和诸葛亮：“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晋书·陶侃传》）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史事在南北朝时有很大影响，一些人对之赞扬不已，甚而至于景仰，有意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仿效之。如北魏孝文帝元宏托孤于其弟彭城王元勰，就清晰可见刘备托孤的影子。晋代，对于诸葛亮的某些具体做法已有不同的评价。如西晋史学家习凿齿，虽尊蜀汉为正统并非常认可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但对杀马谡一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杀了俊杰之才而用没有才能的人，是明于法治超过了重用人才，这是“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的重要原因。再如东晋史学家孙盛，对于诸葛亮为法正挟私报复的问题辩护一事予以责备，认为诸葛亮因法正有功而不能“抑威其福”，是“失政刑”的表现。关于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是否恰当的争议，早在两晋南北朝时就已开始。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诸葛亮应当同意魏延的建议，放手让他率军作战，没能这么做，恰恰就因诸葛亮自己无奇谋、奇计。另一种论点与之相反，认为蜀汉时魏延是被当作主将使用的。魏延既非“宿旧”而被委以重任，脱颖而出，有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应当视作重用。

　　隋唐时期，对诸葛亮的评价大体集中在政治思想、统一战略、治国方略、军事理论等方面。因历史背景不同，评论重点略有不同。隋朝大儒王通把诸葛亮看成能兴先王礼乐的周公旦式的人物，他认为“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可兴也。”唐太宗李世民非常膺服诸葛亮“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的心胸，多次赞美诸葛亮为政“平直”，希望大臣“企慕及之”。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非常推崇诸葛亮的“八阵图”，他潜心研究“八阵图”，演化出了他的主要阵法“六花阵”。“安史之乱”以后，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吏及士大夫到武侯祠、墓去凭吊，或修建庙宇或立碑作铭以寄托怀念与崇敬之情，或借评价诸葛亮表露渴望君明臣良的愿望。如唐后期名相裴度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评价诸葛亮是“事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与“治人之术”四者皆备的人物。对于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唐后期文学家吕温第一次进行了批评。他在《诸葛武侯庙记》中提出了“民无恒归，德以为归”的命题。他认为，在东汉末年“桓、灵流毒，在人骨髓”之时，诸葛亮应该提出“惟活元元”的口号，不应该再以“恢复汉室”为号召。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提出了人才的价值问题，认为假使诸葛亮常存，则“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唐代是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对诸葛亮的研究与评价亦渗透到了诗歌创作领域。以诗歌语言高度赞美全面评价诸葛亮的诗人首推杜甫，他赞美诸葛亮“大名垂宇宙”，认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李白、杨炯、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著名诗人也都有歌颂评价诸葛亮的诗篇。对于诸葛亮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诗人只有大中年间的薛能，他认为，诸葛亮要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应该学习虞舜的“无为而治”；诸葛亮一事无成，只应一生隐居不仕； “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

　　北宋中后期，部分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研究。苏洵认为 “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苏轼《诸葛亮论》指出，“仁义诈力杂用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失也。”苏辙《三国论》认为，诸葛亮是治国之才却在纷争的风云中承担大将之任，才非所用，所以不能成功。秦观在《诸葛亮论》中，则称诸葛亮只能做“霸者之臣”而不能做帝王之臣。武学教授博士何去非著《蜀论》，对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发前人未发之论。他的主要观点是：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思路是对的，但得到荆、益二州后却利用不恰当，最终导致孙权袭杀关羽而“尽争其荆州”。占领益州后，应该“厉兵储粟”，积蓄力量，伺机而动，不应多次出兵，致使每次都功业未就且使己方疲惫不堪。另外，用兵要有奇策，诸葛亮却很少用奇，结果大都空手而归。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颢、程颐兄弟从义理角度衡量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如刘备与刘璋同宗，诸葛亮计取刘璋不符合道义；刘琮已降曹，此时取荆州而“兴刘氏”则不违反道义。对于诸葛亮的八阵法，有宋一代都很注重研究并用之于实战。北宋末年，社会动乱，诸葛亮的才能和品质备受研究者瞩目。胡寅高度赞扬诸葛亮不为物欲所累的思想品质，认为“欲革失俗、振颓波，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枢要则系乎当国秉权之人耳”。南宋时期，主战派代表陈亮作《酌古论》，内有《诸葛孔明》上、下两篇，对诸葛亮、司马懿作了比较，认为如果诸葛亮不死，则会实现“仲达败、关中平、魏可举、吴可并、礼乐可兴”的目标。戴少望认为，“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杰之才；有英雄豪杰之才者，未必有忠臣义士之节。三者，世人之所难全也。全之者，其惟诸葛亮乎! ”

　　明清时期，对诸葛亮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洋洋洒洒的专论多，而且是言前人所未言，对历史上的一些观点予以评论或反驳。明初，方孝孺作《诸葛孔明论》，赞扬诸葛亮向群下求教、愿闻己过的谦虚态度。程敏政作《孔明论》，通过研究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认定诸葛亮功业不足、壮志未酬的责任在刘备不听诸葛亮的意见，反对“天不祚汉”之说。王维桢在《萧何孔明为相》中指出，诸葛亮才高而功业不高是受才高的连累。王世贞作《萧何诸葛亮优劣辨》，反驳王维桢的观点，认为诸葛亮“非不善用才者”。王世贞又作《书苏子瞻〈诸葛亮论〉后》，对苏轼称诸葛亮“以仁义、诈力杂用而取天下”之说予以批驳，认为苏轼之说是“书生之论”。李贽在《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一文中提出“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的观点，以此分析诸葛亮“无功徒劳”的原因是“多欲”与“博取”。明末，张溥《诸葛亮出师》一文，第一次把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分成两个阶段。他认为，以托孤为界，前期是“其道皆杂王霸行之”，后期是“行事纯乎王矣”。“王霸杂行者”作战用“奇”，“纯乎王者”作战用“正”；用奇策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用正策无大胜也无大败。辅佐英明之主用奇策，辅佐弱主用正策。对于刘备伐吴而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明末黄淳耀《诸葛亮论》认为原因在于：小臣谏君“争之以是非而不得则争之以去就，争之以去就而不得则争之以生死”；大臣与君主情义深厚，不能面折廷争，而是先借一个敢说话的人与君主争论，自己则因势利导。所以，小臣的谏争了解的人多，故史书记载多；大臣谏君知道的人少，只有极少数载诸史策。对八阵图的研究，有明一代仍未间断。永乐年间，张烨推演出八阵图25幅，虽新巧但不切实用。正德年间，陕西巡抚蓝璋与士人龙正所作《八阵图合变说》较为实用，在军队训练中起到一定作用。至嘉靖年间，福建晋江学者赵本学作《续武经总要》，整理总结历代阵法，重点探讨八阵原理，演绎阵图，把八阵图的研究推向最后一个高潮。清初，大儒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在论三国部分对诸葛亮的策略、成败及内心世界，作了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比较深入且见解独到。王论成为后世许多观点的源头。他第一次提出了隆中对策有缺陷的观点，认为诸葛亮在规划占有荆、益而成就霸业之后说“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是依靠地理优势而制胜的策略。蜀汉能保有社稷数十年是由此，到底不能和曹氏争夺中原也是由此。另外，出宛、洛的是正兵，出秦川的是奇兵，让刘备率大军出秦川而命一上将率兵出宛、洛，这是轻重倒置。他还认为，刘备虽信任孔明，但最终还是支持关羽、张飞的血气之勇，致使孙刘联盟出现裂痕。诸葛亮北伐，唯有“忘身以遂志”，成败无法预料，只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的目的是存汉灭曹，刘备是“始欲自强，终欲自王，雄心不戢”，两人想法不同。明清时期，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对诸葛亮的推崇有增无减，故而对批评诸葛亮的人，时有人身攻击的言论出现。如著名学者、文学家王士禛对诸葛亮十分崇敬，他对有关批评诸葛亮的人与文多有反批评，甚至把他们的不幸视为报应。

　　古代对诸葛亮生平的研究，大多是以为其作传和整理年谱方式进行。明清时期考证撰写的《诸葛亮年谱》计有9部。自晋至清代，传记计有22篇，原创性传记即陈寿的《诸葛亮传》。自陈寿之后，直到北宋中后期才有胡寅撰写的《诸葛孔明传》问世。其后有影响的传记有：北宋郑樵因撰《通志》而将陈寿《诸葛亮传》压缩、改编的《诸葛亮传》；南宋张栻因“每恨陈寿”对诸葛亮“烛微消患、治国用人、驭军行师之要，悉暗而不章，幸杂见于他传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而作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南宋萧寿朋、萧常父子因不满于《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子承父业而成书的《续后汉书•诸葛亮传》。此后有元代郝经《诸葛亮传》，明代李贽《诸葛亮传》、黄道周《诸葛亮传》，清代朱璘《汉丞相诸葛亮传》、王复礼《诸葛忠武侯传》、汪嫈《诸葛公传》、尹于皇《汉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赐金钺曲盖羽葆武乡忠武侯诸葛亮传》等。

　　近代，关于诸葛亮的研究、评价备受学术界关注。其间，全面介绍诸葛亮生平、思想、功业的著作共8部。由于面临内忧外患，研究者的目的多是让人们以诸葛亮为榜样，关心国事，建功立业。其中晼寿凌虚著《诸葛武侯秘史》上卷第六编《发明》，系杂采野史和伪书如《火龙经》等的内容而成，目的是通过强调诸葛亮“火攻器具”的威力，使“读者见吾先民遗迹，其亦知自惕励否耶”。徐楚樵著《诸葛亮》，是《非常时期之模范人物丛书》中的一种；朱杰勤著《诸葛亮》，则属《精神教育丛书》之列。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徐楚樵与朱杰勤宣传诸葛亮是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的。1945年春，学术界就诸葛亮的思想、用人、功业等问题进行了一场较大的争鸣。争鸣主要围绕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论诸葛亮》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作者的主要观点是：诸葛亮的学养，并非前人所说的“内儒外法”，而是“法道合抱”；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实在大有问题”；诸葛亮“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诸葛亮察察为明，事必躬亲，所以“不能放心用人，越不放心，就越把自己钻入细碎的事务之中，于是乎劳矣，而事无成”；诸葛亮至极尊荣，阿斗为皇帝，俨如虚君制；有两件事，甚见诸葛亮之高明，一是民族政策高明，对孟获七擒七纵，以服其心，南中既平，皆使其渠率而用之。二是李严劝诸葛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为亮所拒绝“尤其令人佩服”。王芸生的文章发表以后，不少人撰文参与讨论，大都不同意王芸生的看法。参与论争之人，多数是从学术上参与讨论，但也有人站在当政者的立场，反驳带有政治色彩。这次学术讨论，虽然研究的深度还不够,但从新的角度全面地研究诸葛亮，是从这一次论争开始的。

　　现代对诸葛亮的研究，参与者不仅有长于治史的大家，也有诸葛亮史迹所在地的方志专家，还有考古、文学、书法等角度独特的研究者。研究的方向不仅有诸葛亮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研究。诸葛亮研究进入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史学家本着“古为今用”的目的，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诸葛亮，而且经常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争鸣，学术气氛十分活跃。比较集中的争鸣有两次：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围绕诸葛亮“平定南中”一事开展的争鸣，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植杰与季为章之间进行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诸葛亮研究工作基本中断。但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因诸葛亮被列入法家而成为宣传热点。除少数学者参与外，大多是由文人捉刀而署以工人“理论小组”、部队“理论小组”及“工农兵学员”之名的具有影射色彩的政治文论，内容多是论诸葛亮与法家路线、法家思想的关系。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拨乱反正，诸葛亮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诸葛亮研究的深入，全国涌现出一批地方性的诸葛亮研究会及研究机构。1983年春，湖北襄樊、四川成都、陕西汉中三地诸葛亮研究会共同组成研究联会。是年10月，在成都武侯祠召开首届诸葛亮学术讨论会。此后，山东临沂、浙江兰溪、甘肃天水三地研究会相继加入联会。至2005年，6个联会成员单位，共轮流主持召集了16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另外，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襄樊诸葛亮研究会、南阳诸葛亮研究会还分别多次组织了专题学术研究活动。这些研究活动，对于历史上早有争议的诸多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对生平细节、思想内涵、治蜀方略、廉政思想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一是关于诸葛亮文化的探讨有了崭新的成果。诸葛亮文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从诸葛亮历史文化及文化现象的种种形式研究入手，理清了诸葛亮历史文化及文化现象的内涵及关系，初步认定了诸葛亮文化的概念，分析了产生诸葛亮文化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认为诸葛亮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文化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故而能形成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及丰厚的诸葛亮文化。二是关于诸葛亮家世和后裔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成果。阳都故城的确切位置，古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旧方志考证未成共识，以至于现代文典对诸葛亮的出生地表述不一。1987年在山东临沂召开的第四次研讨会上，临沂研究会的一组研究成果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赴临沂考察组写的《诸葛亮故里考察记》，共同认定汉代阳都城确切位置在今沂南县砖埠镇孙家黄疃一带。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与会学者专家的一致认可。此后，现代文典对诸葛亮出生地的表述渐趋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兰溪市诸葛村诸葛亮后裔聚居地的发现曾轰动全国，对诸葛亮后裔的研究成为90年代诸葛亮研究的重点之一。对诸葛亮《隆中对》的意义及评价、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治蜀的政策方针及其实效、北伐的性质战略及得失、用人思想、民族政策、木牛流马、八阵图等课题，许多研究者进行了继续探讨且多有新意。特别是诸葛亮廉政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视野。从诸葛亮去世至今，人们对于诸葛亮为政廉洁的研究和评论有所涉及但不深入。对这一课题及相关方面的深入研究，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1980～2005年，研究诸葛亮的专著很多，章映阁著《诸葛亮新传》、柳春藩著《诸葛亮评传》、谭良啸著《卧龙辅霸》、张崇琛著《武侯鼎蜀·诸葛亮世家》、余明侠著《诸葛亮评传》、台湾作家陈文德著《诸葛亮大传》等影响较大，对人们全面认识诸葛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对诸葛亮艺术形象进行研究的唯一专著是陈翔华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缪钺在序言中称：“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填补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山东临沂在全国诸葛亮研究活动中，除出席每届会议并提交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外，还出版了3本文集和3本专著：王汝涛等主编的《诸葛亮研究三编》、《金秋阳都论诸葛》，李遵刚主编的《诸葛故里论诸葛》；王瑞功主编的《诸葛亮研究集成》，沂南县人民政府承编、王瑞功主编的《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诸葛亮》，李遵刚著《武侯祠匾联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