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法学思想①

1.主张以“三纲”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说教。所谓“三纲”即《礼纬·含文嘉》所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三纲”是按“天意”制定的，任何人都得遵守。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他以天尊地卑、阳尊阴卑论证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在“三纲”中，他特别强调君权，宣称君主是作为最高主宰的“天”的儿子，是“承天意”来管理社会和教化臣民的。因此，臣民必须尊君。“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君主个人恣意横行，他又声称“失道”之君必将受到“天”的谴责。此外，他还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五行相比附，认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脩饬也；五者脩饬，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从此以后，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三纲”，便成了封建立法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董仲舒作为一种治国方针提出来的。他认为治理国家应当以儒家倡导的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否则就有灭国的危险。他说，秦国就是由于抛弃道德教化，“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专用刑罚，从而造成“群盗并起”、“奸宄不息”的局面，最后亡了国。他力图证明“德主刑辅”说是符合“天意”的，认为“天”是宇宙间万物的最高主宰，是有意志的。“天”用阴阳、五行以及四时的变化，来表示它的意志。他认为，在阴阳之中，阳为主，阴为辅；阳表示德，阴表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君主治理国家就应顺从“天意”，要“任德教而不任刑”。但是董仲舒又说，“任德不任刑”，不等于完全不要刑。因为按照“天”的安排，“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因此，德不得刑之助，也就不成其为政。所以说：“刑者德之辅”。刑罚作为辅助手段，主要是用来节制人欲，立君主之威，尤其是对于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必须使用刑罚进行镇压。他曾说：“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首领）”；“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董仲舒说，五行是“天”的五种行为。木、火、土、金、水五行之中，“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天”既然如此重视体现着德性的“土”，并把它安在中央的位置，君主治国亦应“法天”，以德为主。他还说：“春之为言犹偆偆也，秋之为言犹湫湫也，偆偆者喜乐之貌也，湫湫者忧悲之状也。是故春喜、夏乐、秋忧、冬悲，悲死而乐生，以夏养春，以冬丧秋。”从四时的次序，可以看出“天”主张“先爱而后严”、“大德而小刑”。人君治理国家应该“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实行德主刑辅的政策。

3.犯罪源于人性

　　董仲舒从人性上解释犯罪的根源问题。他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人性中由于包含有“善质”、“善端”，经过教化即可达到“善”的标准。同时，人也具有“贪”性和好“利”的“恶质”，即促使人犯罪的根源。他说，民“固其所幹”，“皆趋利而不趋义”，因此常常“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身家”。但董仲舒并不完全否定求“利”，他说，“利者体之养也”，“体不得利不能安”，一定程度的“利”，对人是必需的。如果妨碍人民获得“安体”之利，也要引起人民犯罪。为此，董仲舒反对封建官吏和豪门贵族对人民过度的压榨和剥削。他说，富贵之家无限制地剥削人民，逼得人民无法生活，将使“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又说：如果“好用憯酷之吏，赋馹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必然引起“群盗并起”。

4.提倡“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亦名“春秋折狱”或“经义折狱”，即以儒家的经典、特别是《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依据。董仲舒是最初提倡“春秋决狱”的儒者之一，所著《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早已失传，仅有数例散见于各书中。据所见到的决狱案例和董仲舒的其他著作，“春秋决狱”的含意主要是，以《春秋》经义为依据，断定是否犯罪。凡符合《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认为是犯罪；凡不符合或违背《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不违法，或原无法律规定，也可定为犯罪；或者按法律规定本应处轻刑的，由于违背《春秋》精神，可处重刑。董仲舒特别强调要以《春秋》经义为标准，考察犯罪动机，即所谓“原心论罪”。他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对动机违背《春秋》精神，即使犯罪未遂也应论罪；尤其对首犯要处重刑；如果出于卫护《春秋》的动机，即使行为违法，构成犯罪，也可从轻论处。“春秋决狱”，是要求以儒家思想作为进行封建审判活动的指导，实际上使儒家经典法律化了。经董仲舒等人提倡后，“春秋决狱”在汉代极为风行，并对汉以后历代的封建审判活动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