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政治思想①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兼收阴阳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世界观上，他提出“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天按照自己的面目创造了人，人要按照天的意志行动，即所谓“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认为天有暖、暑、清、寒四种气候，与之相对应，人间有庆、赏、刑、罚四种政令。“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春秋繁露·四时之副》）。从“天人相与”的神学目的论出发，董仲舒认为君权是神授的。他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又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皇帝是天之子，是奉天的命令来统治人世的。皇帝处于最尊贵的地位，掌握着生杀大权，人民应该无条件地忠于他们。但董仲舒又恐君权太大，危害社会，因而臆造了阴阳灾异之说警告皇帝。指出皇帝如果不行仁政便会受到天的谴责，小则降灾，如旱灾、水灾之类，大则出现怪异，如山崩地震之类，以示警告。经过灾异的警告仍不悔改，大难便要来临。

　　董仲舒吸取阴阳家学说加以牵强附会，由此推出三纲五常说。董仲舒指出，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阳气温暖，阴气寒冷；阳气是给予，阴气是夺取；阳气宽厚，阴气严厉；阳气喜爱，阴气厌恶；阳气主生，阴气主杀……。由此可知天贵阳而贱阴。董仲舒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按照阴阳之道安排的。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他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把人世间的封建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神圣化。为了调整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董仲舒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汉书·董仲舒传》）。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学说构成了完备的体系，它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之久。 　　

　　董仲舒主张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他认为天任德不任刑，治国应以教化为主，通过教化使民众逐渐习惯于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他主张赏罚分明，提倡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大者赏大，罪大者罚重。他警告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并提倡“什一之税”，主张“不夺民时”，宣传“使民岁不过三日”，等等。他反对秦王朝“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同前）的暴政。

　　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相对平均，反对大贫大富，主张小贫小富。董仲舒认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春秋繁露·度制》）。

　　董仲舒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剧烈。官僚、贵族、侯王凭借封建特权，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种种违法逾制行为十分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他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董仲舒所处的时期，是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上升的阶段。他的哲学思想适应了这一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但随着封建地主阶级趋于保守，他的哲学 -神学理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