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汉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史记》的写作,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编写《史记》,司马迁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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