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坚持儒家的礼治理念，系统全面地发展了儒家的礼治学说。他在性恶论的基础上对礼的内在根据和起源进行阐述，提出以礼来调节社会秩序与人们欲望发展的矛盾，整合社会的财产和权力的等级关系。他提出“隆礼重法”的主张，赋予礼以法律的品格，将礼作为立法与类推的根本原则和国家社会的根本大法。他重礼又重法，主张设置必要的刑罚以惩违礼犯法。他主张制定和公布成文法典，实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同时他又强调人在法治中的作用，所谓“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把完善法律的制定和严格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圣君贤相出现，将人的作用置于法之上。在执法上，他主张“法胜私”，不分贵贱亲疏，一律依法断处。为了补救法律的不完备，他又允许议处，实行类推。他坚决反对法家的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主张和族诛连坐的做法，提出“刑当罪”的观点。
荀子学识渊博，论述广泛，在战国末期天下走向一统的历史时期，批判吸收各家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在儒家中自成一派。荀子在汉代曾有广泛影响，对西汉经学的发展发挥了特殊作用。由于思想观点上的原因，荀子后来受到人们的指责和非议，唐代的韩愈说其“大醇小疵”。程朱理学更是扬孟抑荀。清代末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对荀子及其学说重新作出评价，肯定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荀子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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