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列入十三经之中。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尚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王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2009年清华简中发现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书》。汉人传说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但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秦始皇焚书之后,《书》多残缺。今存《书序》,为《史记》所引,约出于战国儒生之手。汉初,《尚书》存29篇,为秦博士伏生所传,用汉时隶书抄写,被称为《今文尚书》。又,西汉前期,相传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孔安国读后献于皇家。因未列于学官,《古文尚书》未能流布。东晋元帝时,梅颐献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多分出5篇,而当时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伪古文与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清华简《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墨子·贵义》说周公每天要读一百篇《书》,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左传》有五十多处,所引篇名为十八篇;《墨子》达二十二篇,综计当时各家所引,除泛称《书》者外,所见篇名合计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为现存《尚书》中所无;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未见引者也有十四篇。当时还出现《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不过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
儒家的课程原有“诗、书、礼、乐”四项,礼、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所以《商君书》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到孟子、荀子时加上《春秋》,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易》。《庄子》中后出的《天下篇》亦举此六种,《天运篇》并有“六经”之名。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合称为“五经”。《尚书》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圣道的《书经》。
汉代的这部经书,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禁(焚书坑儒)和楚汉的战乱才传下来的。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下列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并用这些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即欧阳高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都立于学官。三家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民间所献伪《太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本《盘庚》分三篇成三十一篇)。由于伏生所藏之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为区别新出现的“古文”本,遂称为《今文尚书》,这三家便称为“今文三家”。汉末把欧阳氏《尚书》刻入《熹平石经》,用以统一文字的分歧。
相传西汉中期起,曾几次出现过先秦留下的写本,称为《古文尚书》,先后有鲁恭王坏孔子屋壁本、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刘歆以鲁恭王坏孔壁本多“逸书”十六篇,请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的反对,引起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经今古文学)。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这一古文本没有“逸书”十六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的二十九篇,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人先后作了注。马郑本并将《盘庚》、《太誓》各分为三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共为三十四篇,用所谓蝌蚪文字写成,魏正始年间刻入《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也散亡。东晋初年,梅赜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即用隶书笔法按古文字体写定)写的,其经文下有“孔安国传(即注)”的《古文尚书》十三卷。该书把伏生二十八篇析成三十三篇,另从当时所见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成二十五篇,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古文五十八篇”之数。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因为有王朝的提倡,渐得《书经》的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据以撰《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唐天宝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唐石经”中,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
宋代朱熹的学生蔡沈总结宋人对《尚书》的解说,撰成《书集传》六卷,每篇注明今文、古文,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尚书》学史上的两个不同时代。元代以后,该书成了科举的法定读本,明代起被刻在《五经大全》等本中。
从唐代开始,有人对东晋《尚书》置疑,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递经元吴澄、明梅、清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其二十五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商周文献的孑遗。清代中叶至今的两百年间,不少学者对伪孔本进行了深入钻研,清代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以及民国时期吴闿生的《尚书大义》和杨筠如的《尚书核诂》,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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