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如烟海的国学典籍中，《周易》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千古奇书。围绕着对这部书的研究形成了一门古老的学问——易学。从远古的洪荒走向无极的未来，生生不息，渊远流长。有关易学方面的书籍主要收集在《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中。《长夜书香》节目曾经选取了一些基本的易学知识作介绍，引起了很多听众的浓厚兴趣，其中有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从《周易》联想到占卜，联想到在街头摆摊算命看相的人，我想请教张老师：《周易》和占卜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占卜只是易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易学不等于占卜学；但这个方面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易学的起源；而这种重要性又绝不在于有多少人精通占卜的经验和技巧。能把未知的事物预知得多么准确。按照今本《周易》的体例，《周易》一书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易传》是对《易经》的注释，其中有10篇文章，又叫《十翼》；《易经》由六十四卦和卦辞爻辞构成。卦辞又叫彖辞，是对六十四卦整体象征意义的注释，爻辞是对每一卦中各爻具体象征意义的注释。所以《周易》的核心内容是六十四卦，说六十四卦起源于占卜，主要有文献学、考古学和民俗学这三个方面的证据。《易传·系辞》详尽地记述了一种占卜的具体方法，所用的工具叫蓍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取50根蓍草，从中抽出一根，将剩余的49根任意分成两份，然后按照一个特定的程序数每一份的根数，最后得到的数称为筮数，或为四的偶数倍或为四的奇数倍，前者对应于阴爻，后者对应于阳爻，将这一过程重复六次，便可以得到六十四卦中的一卦。在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有一些字得不到辨认，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经过研究考证之后认为：这些字记录的都是占卜所得到的筮数，其中的偶数相当于阴爻，奇数相当于阳爻，由三个数排列组成的符号相当于八卦，六个数组成的符号相当于六十四卦。张先生的这一研究结果曾经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先后在国内和国际公开发表，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此外，在四川凉山的彝族聚居地区，至今仍流行着一种民间风俗，称为雷夫孜，也是一种占卜行为，所用的工具是细竹或草秆，将一定数量的细竹或草秆握于左手，然后用右手任意分去一部分，再数左手剩余的数量，将这一过程重复三次，把每次得到的余数按先后顺序排列，其中奇、偶数的排列顺序共有八种可能的形式，如果把偶数换成阴爻，把奇数换成阳爻，这八种形式就是八卦。由于这一地区交通闭塞，较少受到外界变化的影响，使这种占卜风俗能够世代相传一直保存到今天。可以想象，在几千年前，类似的占卜行为可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
除了占卜以外，在《易传》当中还记载了一些六十四卦的其他起源。比如说伏羲画卦，圣人观河图、洛书而画卦，是否与占卜的起源相矛盾呢？
这个问题更复杂。关于伏羲画卦，在《史记·三皇本纪》和《汉书·艺文志》当中也都有记载，也可以作为卦象起源的一种理论。至于圣人观河图、洛书而画卦的观点，则更是众说纷纭。有关河图的记载最初始于《尚书·顾命》。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西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周成王姬诵驾崩，周康王姬钊继位，在继位的仪式上，摆放着一系列象征姬姓家族权威、尊严的祥瑞之物，河图就是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孔子写春秋的那个时代，周王朝已经礼崩乐坏，孔子抱怨说：“河不出图，凤鸟不至”。河图与周王朝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具体是什么材料、什么形式？是玉石还是青铜？是一本书还是一种造型图案？《尚书》并没有说明，而《易传》则把河图连同洛书与八卦的起源联系在一起，认为圣人观河洛而画卦。这便铸就了易学史上一个疑传千古的谜。从汉代到宋代，再到清代以至于当代，始终有人不断提出各种观点学说来解释河图洛书同《周易》的关系，不同的史料系统支撑着不同的观点结论，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现象一方面给学易者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障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解释，更有利于后来者从中发现新的东西。
古人为什么要占卜？他们的占卜行为与现代人的算命看相有什么异同？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人都需要去认识未知的事物和把握未来的变化。占卜作为人的感知能力的扩展和延伸，在人和外在世界之间建立了一条信息通道，它能够满足人认识未知和把握未来的需要，就像机械工具是人类体力的延伸，电脑是人类脑力的延伸一样。现代社会的资讯爆炸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很多方便快捷又丰富多彩的资讯来源，你可以坐在电视机前看看天气预报，就能了解明天的天气变化，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就可以听到前方的路况信息，这比占卜更方便，更准确。如果再选择占卜的方式来把握未知的事物，那就未必明智了，更何况在街头摆摊的算命看相者中，江湖骗子不乏其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占卜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占有广阔的市场呢？
因为现代生活多竞争、多变化、快节奏的特点使人经常感到紧张疲惫，再加上都市生活环境的拥挤、喧闹更加剧了人的身心的紧张和焦虑，于是有些人便选择了占卜的方式来预知未来，以缓解紧张并求得内心的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的占卜行为同古人有本质的区别，古人占卜时的心态比现代人要自然得多，平和得多。在夏商周的时代，占卜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发达的工具，也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人完全凭借自身的感知能力在占卜的过程中与天地万物对话，占卜的结果把人同未知的世界连接起来，人从中得到启示并获得族人的认同，从而统一了群体的意志和行为。根据《周礼·春官》记载，掌管占卜事物并从事占卜行为的专职官员称为太卜，占卜的具体方法分为“龟卜”和“占筮”两大类，“占筮”与植物关系比较密切，类似于《易传》中所记载的数蓍草根数的方法。而“龟卜”则与动物的关系比较密切，一般选用乌龟壳或其他动物的骨头，在上面钻一个孔，吊在火上烘烤，龟骨受热会发出声响并产生裂纹，有的学者认为，“卜”字就是一个象声词，它所描述的就是龟骨受热产生裂纹时发出的声音，人们就以这种声音来描述整个占卜行为，所以称为“龟卜”。“龟卜”所产生的裂纹称为“兆”，兆的具体形状分为“玉兆”、“瓦兆”和“原兆”三大类，每一大类中又分为120种，对每一种兆的象征意义都有10条文字解释，称为繇，也就是卜辞。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大都属于卜辞的范畴。
据记载古人有时对同一件事物同时进行“龟卜”和“占筮”，如果得到的结果不一致怎么办？
那就要进行比较取舍；如果结果一致，则认为比较吉祥，如果根据这种一致的结果所制定的决策能得到全体族人的共同拥护，这种局面称为“大同”，是最理想的。在古人看来，占卜的结果所体现的是天的意志和启示，人要顺天而行，就能得到同类的响应，自然就会安宁、祥和、恒久。在六十四卦中有一个象征“大同”的卦象叫 “同人”，上卦为乾象征天、下卦为离象征火，《易传》将其象征意义解释为：“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嗅如兰。”以上天的意志团结全体族人，相亲相爱，同心同德，普天下将不再有黑暗，到处是一片光明。大同的理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产生过很深远的影响。子路曾经对孔子说：我的理想就是把我坐的车同天下的兄弟姐妹共同拥有和分享。诗圣杜甫面对狂风暴雨吟出了千古绝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宋代的范仲淹登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经用“大同”来描绘他的革命理想。
六十四卦起源于占卜，但又不局限于占卜。卦的象征意义、卦的价值内涵已经超越了占卜本身而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作为现代人我们怎样理解六十四卦呢？
编修《四库全书》的清代学者们曾经对四库中的每一本书都作了一个总体上的概括说明，称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回顾了经部易类图书的发展演变过程：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几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先秦时代是易学的发生阶段，易与占卜的关系比较密切，《左传》中所记载的占卜事件反映了易学对人的现实生活的直接影响。从汉代以后，易学开始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卦象符号本身的结构特点。通过占筮的方法来求卦，每次得到的筮数都有两种可能，或为奇数，记为阳爻 ；或为偶数，记为阴爻 。由六个筮数的有序排列构成的卦象则相当于阴阳爻这两个基本符号在纵向上重复排列六次所呈现的组合形态，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数理逻辑。由两个基本符号重复排列N次，可以形成2N种组合形态，当N分别取0、1、2、3、6时，可以得到相应的组合形态个数，依次为1、2、4、8、64。《易传·系辞》对卦象结构特点的注释与此相通：“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从太极经两仪四象到八卦和六十四卦，恰好体现了阴、阳爻重复排列次数的递增，当排列次数增到6时，26＝64，组合形态的总数达到64，即六十四卦。
据说当代微机中使用的二进制与《周易》有关，是这样吗？
如果把卦中的阴爻替换成0，把阳爻替换成1，那么64卦可以表现为一个二进制数列，与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创立的二进制相吻合。早在1685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受国王派遣来到中国，他在向中国人传播耶稣教的同时，也开始学习并研究《周易》，他把“易学”视为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1697年，他回到巴黎作了一次关于《周易》的讲演并会见了莱布尼茨。此后二人开始通信，不断探讨数学和哲学问题。白晋于1701年11月4日给莱氏的信中向他展示了六十四卦的圆图和方图，莱氏对其中卦的排列顺序加以仔细研究，发现与他在1679年发明的二进制算术是吻合无间的。白晋的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编号为17240。
既然六十四卦与二进制相通，那么是否可以说：六十四卦就是中国古代的二进制，而二进制就是近代西方的六十四卦呢？
这种说法未免太狭隘了。六十四卦和二进制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分别产生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其中都包含着相同的数理逻辑；体现了人类文明反映宇宙秩序的统一性。生活在不同时空里的人以各自的生命存在反映着相同的宇宙秩序。产生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文化形态，彼此之间相通、相似，那是完全正常合理的现象。人类的文明已经进入太空时代，让我们站在宇宙空间看地球，看历史，看文化，看生命，已经存在的和将要存在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财富，文明属于宇宙，生命属于宇宙。
如果说卦象中的数理逻辑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那么它对易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历史进入汉代以后，很快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局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周易》作为儒家经典位居六经之首，受到空前重视。汉代的易学家比较注重卦象符号的结构特点，从初爻至上爻的六个爻位表现为一个数的序列，1、3、5为奇数位，2、4、6为偶数位，爻的阴阳属性与位的奇偶性便有一种配合关系，这种配合关系的变化可以造成不同的卦象符号之间相互转化，所以，汉代的易学称为象数易学。卦的象征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具体事物，而扩展到一个比较宏大的时空范围。天象、时序以及人世间比较大的灾变都与卦象及卦的排列顺序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也被纳入了这种对应关系。
除了以上的这些变化以外，汉代的易学有没有同先秦时代保持一致的东西？就像“四库总目提要”中所说的“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
也有。那就是“阳奇阴偶”的对应关系，筮数中的偶数对应于阴爻，奇数对应于阳爻，作为一种规则，在汉代又有所发展。比如：汉代的易学家认为，阴爻处在偶数位，阳爻处在奇数位，是比较和谐、吉祥的卦象。阳奇阴偶作为一种规则，也被以后的易学家继承和发展。
魏晋时代的玄学家王弼对《周易》的注解表现出重义理、轻象数的特点，他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认为卦象的文字注解都是义理的载体，只有超越“象”和“言”，才能得其“意”。这大概就是“总目提要”所讲的“王弼说以老庄”吧？
是的。记得西方有一位宗教哲学家说过：“语言就是一架用过以后必须扔掉的梯子。”他与王弼的思想很相似。语言和文字本来是人类借以抵达认识真谛的媒介，而人类经常被媒介本身所困扰，以至于远离了认识的真谛。《周易》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同时被儒家和道家重视和研究。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各家的易学成就进行总结，注疏修订为《周易正义》，成为流传较广并对后世影响较深的一种版本。唐代以后的易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宋代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解易学派，如陈抟、邵雍、程子等人，他们提出新的概念、新的思维方式，其学术风格一直持续到明代和清代。这一时期的易学已经远离了占卜，而上升为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著名学者朱伯崑先生曾经在《易学哲学史》一书中对《周易》的哲学价值作了很高的概括，他说：“中国人的理性思维在同西方哲学接触以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而得到锻炼和提高的，这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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