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成书于何时，作于何人，迄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五四运动以后，史学界对传统说法提出怀疑，认为卦和爻辞中讲到周文王以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足证《易经》非成书于一时一人之手，因此出现了周初说、春秋中期说和战国说等，所据不一。其中以周初说影响最大。
《易经》六十四卦，分上、下两篇，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每卦均由卦象、卦辞和爻辞组成。卦象指卦的图像，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系于爻象之下。《易经》六十四卦，卦辞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总称为筮辞，共四百五十条。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现传有两种本子：一是通行本，分上、下经，上经始于乾卦，次为坤卦，下经终于未济卦；二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首卦为乾，次卦为否，终于益卦。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二是讲人事的得失，如渐卦九三爻辞说：“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如坤卦卦辞说：“元亨，利牝马之贞”。据研究，卦爻辞反映了殷周之际及西周初期的社会生活。
《易经》虽属占书，但在其神秘的形式中蕴含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如它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面，承认对立事物的相互转化。《庄子·天下篇》将其概括为“易以道阴阳”。从《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萌芽。
战国时期，对《易经》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学问，一些儒家学者系统阐释《易经》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汇成《易传》。《易传》共有十篇：《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又称“十翼”，翼有辅助之义。旧说《易传》为孔子所作。宋代欧阳修始疑《系辞》非孔子所作。清代崔述认为《彖》、《象》也非孔子所作。近代有些学者认为《十翼》均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的汇集。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证明，《易传》虽或不是亲出孔子之手，但也并非与孔子全无干系。目前《易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等问题尚存在诸多争论。
《彖传》，彖，即材，通“裁”，有裁断之义。裁断一卦之义的文辞，叫彖辞。彖辞也叫卦辞。对彖辞（卦辞）的解释称为“彖传”。《彖传》共六十四条，专释《周易》卦辞，据唐孔颖达的解说，其方法有三：
1.取象，以八卦所象征的事物解释卦义。如屯卦《彖》说：“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此卦坎上震下，坎象征雨，震象征雷，以雷雨交加之象说明屯卦有万物始生之义，王者宜效法此卦封邦建侯而不安闲。
2.取义，取卦的义理和德性，解释卦象和卦辞。如蒙卦《彖》说：“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此卦艮上坎下，艮象征山，有停止之义；坎象征水，有险阻之义。以遇险而止、进退两难的处境解释蒙卦的性质。
3.析位，以爻象在全卦中所处的地位，说明卦辞的涵义。其中包括当位、中位、应位、承乘、刚柔往来等说。如既济卦《彖》说，“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刚指阳爻，柔指阴爻。二、四、上偶数为阴位，初、三、五奇数为阳位。此卦凡阳爻都居阳位，阴爻都居阴位，各正其位，是为当位。故说“利贞”，即利于占。
《象传》，分为大象和小象两部分。“大象”主要是取八卦所象征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解释卦象和卦名的含义。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乾卦象征天，其德性纯阳刚健，昼夜运行不息；人事效法天，当勤勉自强而不怠。“小象”是对各卦爻象和爻辞的解释，但体例不一，多是举天地万物之象，以喻人事道德之义。其中有些辞句直接来自《论语》。
《文言》是对乾坤两卦卦辞和爻辞的解释。孔颖达疏：“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周易正义·乾》），其主旨在于借阐发天地之德，说明君臣上下、进退、存亡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其中多处吸取前人及《彖》、《象》解易的言论，如释乾卦“元亨利贞”的一段话，便是录自《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对随卦的解说。
《系辞传》分为上、下两篇。为《周易》经文外解说全书义理的通论，是《易传》思想的代表作，对以后易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文中还说明了古代以蓍求卦的法则，成为象数学的依据之一。
《说卦》说明重卦的由来、八卦的含义、八卦所取的物象和所处的方位。基于天道为阴阳，地道为柔刚，人道为仁义，提出重卦合“性命之理”。还提出“天地定位”说，借八卦所象征的八种自然现象的交错关系，说明重卦的由来。《说卦》中提出的八卦方位，即震东、巽东南、离南、坤西南、兑西、乾西北、坎北、艮东北，成为宋代后天方位说的渊源。在《说卦》中，八卦的取象更宽了，如乾卦象征天、君、父、首、马、玉、金、寒、冰、木果、大赤等。还以乾坤为父母，余为长、中、少三男三女，以父母兄弟姐妹之道，解释八卦的关系。这些理论对后来易学中象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序卦》是对通行本六十四卦排列顺序所作的说明，以“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的观点来解释乾坤两卦居于首位；以因果联系，物极则反，相反相生的观点，解释其他各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物不可穷”解释最后一卦未济，表示事物的变易是不封闭的体系。《杂卦》以相反相成的观点把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对，解释其卦义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易经》本为筮占之书，《易传》加以阐释，使其哲理化，这种解易的学风开始于春秋时代，孔子是这种学风的倡导者之一。《易传》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其把“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看成是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普遍法则，承认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并认为从天地万物到人类都存在着对立与统一的关系。《系辞》还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两点论的代表。它提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生生之谓易”，以对立面的互相作用和转化说明事物的化生及变化的过程；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明事物必须经过变革才有发展前途。这些都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系辞》还提出若干哲学范畴，如太极、两仪、道、器（见道与器）、神、几、言、意、象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较深影响。另外，《周易》的阴阳、刚柔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从美感自身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生机美，《周易》反复赞扬生的品格，对事物的新生和健康发展表现出强烈的愉悦感受。其二是和谐美，《周易》推崇和谐，将和谐视为吉利的象征。从美感的表现来说，有两个主要层次：一是形式美，这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卦爻象系统之中。二是意境美，这主要包含在其对言意问题的讨论中。此外，《周易》对中国古代伦理、宗教等亦有深刻影响。
《易传》原来与《易经》是分开的，由经师分别传授。自西汉费直始，便以《彖》、《象》、《系辞》等传解经，以后郑玄和王弼注解《周易》都以传附经，在经文条目下附以《彖》、《象》、《文言》传文，《系辞》等则附在经后。《周易》经传的版本，流传下来影响大的是王弼注本、唐孔颖达疏，亦称《周易正义》。宋朱熹撰《周易本义》，为宋代以后通行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与传世各家《易》本均不同，是现存《周易》中最早的别本。古今解易者，多达数百家，在儒家经书中为数最多。影响较大和具有特色的注解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宋程颐《程氏易传》、宋朱熹《周易本义》等。
传统的说法
周易的成书时间历来颇多争论。传说远古的伏羲创八卦、夏禹将其扩充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被记载在《连山》一书，《连山》以“艮”为第一卦。到了商朝，六十四卦的次序被重新排列，被记载在《归藏》一书，以“坤”为第一卦。依据司马迁《史记》的记“文王拘而演周易”，后人因此认为《易经》是商朝末年、西周之初的时候确立，是周文王奠定了《易经》以“乾”为第一卦，并为每一卦写下“卦辞”（卦象的解释）。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则被认为是“爻辞”（每一爻的解释）的创立者。卦辞和爻辞的内容不单影响周朝的历史，也影响到“诗经”的文学风格。
《十翼》被认为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作品。它是对《易经》的诠释，有十篇，包括：一、彖上传，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称“大象”），四、象下传（又称“小象”），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八、序卦传，九、说卦传，十、杂卦传。但根据记载，《十翼》的分类方法尚有其他方式，分类方法并未达致统一。到了汉武帝以后，《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视为《周易》的一部分。
现代的说法
在近五十年，出现了新的《易经》历史研究，西方和中国的学者根据商、周朝的占卜用的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以及其它史料研究。1973年，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出土了将近完整的、公元前二世纪的《易经》、《道德经》和其它书籍，是现存《易经》的最早版本，并包含了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著的〈系辞传〉上、下，但并不包括《十翼》其它的部分。当代的学者怀疑周文王、孔子并非《易经》的作者，部分学者更认为六十四卦的概念比八卦更早形成。学者比较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和周朝的钟鼎文之后，认为《易经》不可能是周文王所著，最可能的成书日期应是西周后期，大约公元前九世纪末。现时一般认为《易经》并非任何一个传说或历史人物的著作，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
至于《易传》，宋代的欧阳修即已怀疑《易传》不是同一人所作，当代的学者认为《易传》里面的篇章最早出现于中国战国时期，但亦有部分篇章是西汉年代所著。清初学者惠栋说：“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唯《周易》一经，汉学全非。”
流传与学派
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将《周易》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之后各个朝代都有人研究《周易》，包括汉代的京房、郑玄，魏晋时代的王弼，唐代的陆德明、李鼎祚、孔颖达，宋代的邵雍、程颐、朱熹等等。宋代兴起了易图的研究，像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含阴阳鱼的圆形图案）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添加进去的。
历代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的涵义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象数派注重从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亦有人认为义理派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王弼、程颐，后者如京房、邵雍。
明代末年，《易经》被传教士翻译并传播到西方。十七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茨因汉学大师布维（Joachim Bouvet，汉名白晋，1662年－1732年）的介绍、更将《易经》以二进制解释。现在无论中国大陆、台湾和西方各国都有不少人研究《易经》。
根据江弘远《京房易学流变考》一书，自从《京氏易传》出现后，受朱熹、惠栋，以及《四库总目提要》的推波助澜，均认为此书及其条例是出自京房本人之手。本书以沈延国论点加以延伸，确定京房是以十二辟卦所统领的六十卦反复配六十钟律，八宫卦、纳甲、纳音则是由荀爽、虞翻、干宝等另一非京氏《易》学流派演变而来，从《京氏易传》出现后，遂取代京房原有的模式。
从“占筮之书”到“五经之首”
孔子注重《周易》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周易》视为占筮书。周易与易经、易传三者混称，在学术界屡见不鲜。
其实，易经有三种：连山、归藏、周易，史称“上古三易”。《连山》是夏代的《易经》，以象征“山”的《艮》为首卦；《归藏》是商代的《易经》，以象征“地”的《坤》为首卦；《周易》是周代的《易经》，以象征“天”的《乾》为首卦。
因此，《周易》只是《易经》的一种，两者之间是种属关系，不应混称。《易传》则是在《周易》诞生几百年之后的人阐解《周易》的十篇文章，其中的一些阐解文字还未必符合《周易》原意，所以不能归入《周易》，更不能称为《易经》。
前年央视青歌赛上有一道问答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哪一部古代经典？答案：《易经》。其实，这一“标准答案”是不标准的。因为这句话出自《易传》。《易传》体现了《周易》对后世的影响。而《周易》在诞生之前，已经有《连山》、《归藏》的存在。在《连山》之前，则是“数字卦”的时代，那是一个直接将占筮所得到的六个数字依次从下往上排列的“数字组”。后来，先人按奇、偶原则用阴、阳两爻替代数字，占筮的结果便成了由阴、阳爻画构成的 “卦”，也便相继诞生了连山、归藏、周易这三部易经。这三部易经，分别是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同时也是上古三代先人决疑解难、预测未来的工具书。说连山、归藏是占筮之书，符合历史。说周易是占筮之书，则未必尽然。因为周易这部古经经历了一个由具有占筮功能之书到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功能而居于儒家 “五经之首”位置的历史过程。
《周易》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时，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精心编撰的又一部易经，他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拟定六十四卦卦名，重新选编六十四卦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辞，并根据各卦内容重新排列六十四卦次序。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易》便是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书；凡遇重大事情，都要由专职筮(史)官运筹占卦，然后根据筮规选择相应的卦象及卦爻辞类推事情的吉凶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周易》的文化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开始不通过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与卦爻辞作为类比依据，进行决疑解难。
《左传》、《国语》中保存下来的22个筮例，向我们展示了《周易》由占筮书向思维工具书转变的趋势。22个筮例中，最早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 672年，最晚的记录发生在公元前486年。其间，公元前600年之前的筮例有10次，其中占筮9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爻辞1次；公元前600年之后的筮例有12次，其中占筮7次，未经占筮而直接援引卦象或爻辞5次。不举行筮仪而直接援引卦象或卦爻辞进行推理论证、决疑解难，说明《周易》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周易》智慧及其文化价值开始被人们所认识。
晚年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萌生对《周易》的阅读兴趣，以致“韦编三绝”。反复研读《周易》之后，孔子感叹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孔子曾自称“五十知天命”，但是五十岁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还是难免有“大过”，这才有后悔《周易》学晚之叹。孔子读《周易》，不是占筮，而是参悟卦象及卦爻辞蕴含的“义理”；《易传》大致表达了孔子学易之后的体悟。
孔子注重《周易》义理发掘的研究风气，影响了整个学术界。战国末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况更明确地主张：“善为《易》者不占”。这就表明，由于孔子的倡导，至战国末期的学术界，已不再将《周易》视为占筮书。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周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成为玄学核心文本。玄学领军人物王弼认为，《周易》是一部“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书；他将解读《周易》的方法概括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周易》中的卦爻辞是对卦象爻象的解说，一旦了解了卦象爻象，就应将卦辞爻辞忘掉；卦象爻象中蕴含着事物发生发展的意义，一旦领悟了卦象爻象所蕴之意，就应将卦象爻象忘掉。学习《周易》的最终目的，是“得意”而非“得卦”。经过玄学思潮的洗礼，《周易》的文化价值已超越儒、道诸经。
到了唐代，太宗皇帝钦命孔子后人、著名经学家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用来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周易正义》，赫然位列五经之首。孔颖达认为，古往今来《周易》的注释本虽然不少，“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孔子后裔“专崇王注”的根本原因，是王弼把《周易》作为哲学书来读，把《周易》作为能帮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书来解读的缘故。
《周易》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成为万千学子谋取功名利禄的“统编教材”，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文化的首席代表，它难道还是一本占筮书吗？
《周易》一名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周”，东汉郑玄《易论》认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认为“周”是指岐阳地名，是周朝的代称。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亦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是周文王所著。然而在几种较早期的文献，例如《论语》、《庄子》、《左传》却只称《易经》为《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周礼》；然而《周礼》的年代，学者还有争议。所以，就文献而言，“周”应该是后来加上去。若以《周礼》的系统来看，《三易》的名称皆无朝代名，所以《周易》的“周”解释为“周普”和其它两种占筮书，比较能够相应。然而夏代是否有《连山》、商代是否有《归藏》也都还是问题。两书很可能也是“古史积累说”所言的现象。所以比较肯定的是，《易经》或《周易》原来只称为《易》。“易”，也有几种解释：
1.易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此说出自许慎《说文解字》；而蜥蜴能够变色，俗称“变色龙”，所以“易”的变易义，为蜥蜴的引申义。
2.理解西周之“易”，理当以西周礼乐制度的变革为条件。礼指“从容之节”，易即雅乐，都是统治阶级驾驭黎民百姓，维护宗法制度的手段和工具。《周易》保存了西周钟鼓“交响乐”的框架规制，钟鸣鼎食在西周的底层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3.日月为易，象征阴阳。
4.日出为易。陈鼓应认为这个意思，也是“干”的本义。
5.易是占卜之名。
6.变易、变化的意思，指天下万物是常变的，故此《周易》是教导人面对变易的书。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的，思维反映存在，所以思维也应当是不断变化的，与时俱进的,即天人合一。
7.交易，亦即阴消阳长、阳长阴消的相互变化。如一般的太极图所显示的一样。
8.‘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随着时空变幻，恒常的道不变。
9.《系辞传》：“生生之谓易”。（生生不息，义似“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体会生命之美、日新又新。）
在《周礼》“太卜”的记载中，亦有《三易》的说法；《三易》是指《连山》、《归藏》和《周易》，三个不同朝代的占筮书。据说“连山”是夏朝的占筮书，“归藏”是殷商的占筮书，“周易”是周朝的占筮书。
东汉郑玄的著作《易论》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这句话总括了易的三种意思：“简易”、“变易”和“恒常不变”。即是说宇宙的事物存在状能的是：（1）顺乎自然的，表现出易和简两种性质；（2）时时在变易之中；（3）又保持一种恒常。如《诗经》所说“日就月将”或“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日月的运行表现出一种非人为的自然，这是简易；其位置、形状却又时时变化，这是变易；然而总是东方出、西方落这是“不易”。
而《易经》的“经”是指经典的著作。儒家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如同前文所说，“经”是后来为了尊称这些书，而加上的称呼，原来《五经》只称为《易》、《诗》、《书》、《礼》、《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