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是在“五四”前夕歌谣搜集活动中开始的。由于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1918年春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从此以后，采集民间文学的工作盛行一时，二三十年代各种民间文学作品集大量涌现。民间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工作，也是在北京大学校刊发表《歌谣选》的时候开始的（个别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要更早些）。当时北大校刊在所登歌谣后面都附有简单评论，如李大钊在他收集的短谣“瘦马达拉脖，糠饭秕子活”后面评注说：“直隶乐亭一带，地主多赴关外经商，农事则佣工为之。此谣乃讽地主待遇工人不可太苛；言地主以糠饭食工人，则工人所作之工活，亦秕子类也。”《歌谣周刊》出版后，发表作品的范围逐渐扩大，并且每期都要登一些短论或讨论文章，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董作宾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论文，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此后广州、杭州等地同类刊物也都既刊登各种民间文学作品、民俗介绍，又发表评论和研究文章，有的还出版理论研究专刊，对国外的理论著作加以介绍。民间文学的理论活动渐渐成为文化科学界一种常见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民间文学理论活动约有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北京大学校刊刊出《歌谣选》到抗日战争爆发为第一阶段；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算作这方面研究和理论发生、发展的时期，在研究观点上初期主要是文艺学的，如用诗歌的理论去评论歌谣之类，但也有人从教育学、民俗学等角度进行考察，如探讨民间童话的教育作用，或者着重从民俗现象上去谈论歌谣、故事等。第二个阶段，由于战争的影响，在不同政治区域内出现了不同的情况。国民党统治区的学者们，由于当时政治上处理边疆问题的需要和他们住在接近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方便，他们更有条件发展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并从这些学科的角度去研究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和语言、风习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地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时学习人民群众的民间艺术。延安鲁迅艺术研究院的同志收集了许多传统的和革命的民歌，后来由何其芳和张松如编选成《陕北民歌选》出版。这个时期很多作家依据民间艺术进行创作，新的小型秧歌剧流行一时，产生了《白毛女》等优秀作品。李季运用信天游的形式创作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说也与民间文艺有着多方面的联系。这一时期的部分评论和研究文章编辑成《民间艺术和艺人》、《民间音乐论文集》以及《秧歌论文选集》等书，汇集了民间文学理论初步建设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0)，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都继承并发展了解放区的传统。民研会刊行以发表理论文章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和作品、理论兼及的《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上曾展开关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等问题的讨论，对新民歌、反帝传说故事以及各族民间诗人歌手的创作进行评介，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和苏联的口头文学理论。
1966～1976年，民间文学事业遭到严重摧残。1976年之后，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北京和一些省份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很多大学文科开设了民间文学课，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也逐渐扩展。北京出版有民间文艺理论刊物《民间文学论坛》、《民族文学研究》，上海有《民间文艺集刊》。许多专题的讨论会，如史诗讨论会、神话讨论会、白蛇传讨论会、孟姜女传说讨论会、机智人物故事讨论会、吴歌讨论会、花儿讨论会、傣族文学讨论会等不断召开。神话和史诗成为研究的热门。这个时期有多种民间文艺基础理论著作出版，国外民间文学理论的译介范围也更加广泛。
20世纪末，神话研究、史诗研究、故事研究、传说研究都获得长足进步，民间文艺学研究逐步走向规范和科学。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与民众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大，促进了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民众及相关学术团体对民间文化保护和研究的重视，民间文艺学研究再获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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