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①

　　中国文学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学之一，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过很大的世界影响。中国文学的对外影响，有一个从东方逐步扩大到欧洲最后到达美洲的过程。具体可分4个段：

　　第一阶段是唐代。唐代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十分广泛频繁，中国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也开始传到国外，主要影响范围是邻近的日本 、朝鲜半岛、天竺（今印度）、大食（今阿拉伯）及东南亚各国。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始于秦汉，唐代达到高潮，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诗作都为日本人所喜爱，影响最大的当属白居易的诗。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平安时代的诗集与《和汉朝咏集》共收录589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7首之多。白诗不仅在日本宫廷中流传，曾受到嵯峨天皇的激赏，宫廷女官紫式部所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明显地受白诗影响，贵族文人多喜欢白诗，而且白诗也为平民百姓所欢迎，《长恨歌》、《琵琶行》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其他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在文艺思想和编选体例上也给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以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被派遣来中国留学，在唐生活50余年。日本高僧空海（弘法大师），游学于唐，归国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其后撰著《文镜秘府论》(6卷)，将中国诗文作品、文学理论介绍给日本人民。

　　第二阶段是18世纪开始对欧洲的影响时期。近代西方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而正式把中国文化传往近代西方的是一些前来中国的传教士，18世纪形成第一次热潮。明末天启六年（1626），法国人金尼阁把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刊印。此后，法国人宋君容曾译《诗经》和《书经》、《易经》、《礼记》。马若瑟（J.普雷马雷）亦翻译《诗经》、《书经》刊于1735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这时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寓言也开始进入欧洲。1732至1733年间，马若瑟翻译了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从18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该剧又先后在英国、德国、俄国翻译出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一个新剧本《中国孤儿》。此外，1761年，在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1781年，[德国诗人J.W.von歌德通过杜赫德的德译本，了解到《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中的4篇短篇小说及《诗经》中的一些诗作。同年，他尝试将《赵氏孤儿》改为悲剧《哀兰伯诺》。19世纪初，歌德读了《好逑传》并得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的结论；而且他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玉娇梨》的启发，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歌德以中国传奇、小说同法国诗人P.L.de贝朗瑞、英国小说家S.理查逊及他自己的作了比较。但总的来说，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

　　第三阶段是对美洲的影响。中国文学在美洲产生较大影响始于20世纪10～20年代。这时中国诗的翻译、模仿、评论大量出现在美国刊物上。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E.庞德，对中国诗含蓄、凝练、意象鲜明和情景交融非常崇尚，并从中吸收了有益的创作营养，他认为，在美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中，“中国是根本性的”。蒙罗也把意象派意义界定为“对中国魔术的追寻”。庞德的长诗《诗篇》中有12章是以中国为题材的。1915年，他根据美国东方学家费罗诺萨的译稿整理出版了译诗集《中国诗抄》，收有《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的诗以及郭璞、陶渊明、李白的诗共18首。之后，他又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诗的译本。

　　第四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现代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阶段由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已开展了全面的交流，中国文学在西方也得到全面传播。一方面把代表中国文学较高水平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红楼梦》等翻译出国，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也将五四以后新出现的作家作品，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大量翻译介绍。仅鲁迅的著作，就被40多个国家译成70多种文字。鲁迅生前，《阿Q正传》在日本就有5种译本，逝世后又有近10种新译本。《阿Q正传》传到西方后，法国作家R.罗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随着中国文学的广泛传播，其价值愈来愈为世界了解，世界文坛也给了中国文学以更高、更科学的评价。

　　中国文学一方面对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断地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第一次高潮是东汉至唐宋佛教文化的影响。佛经的翻译活动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进一步发展，唐代形成高潮，北宋时开始衰落。无数自梵文翻译过来的佛学经典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六度集经》中的《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本身就是传奇性作品，而马鸣写过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就是两部长篇叙事诗。印度的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其罗摩的故事也通过佛教经典介绍过来。由于佛经的传入，佛经中的思想、语言、故事、音节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观念、新意境和新的用词遣词方法。佛经的传入刺激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及元杂剧的故事发展。此外，唐代变文的产生、流行也与佛教有关。由于佛教词汇的大量涌入，中国文学语法结构和遣词用句的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汉语中反切四声的确立，就是佛经影响的结果。中国最早的韵书是按宫商角徵羽五声排列的，平上去入是西域输入的技术，而平上去入的区别，则是因为当时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相符，和入声相配，所以形成四声。此外，佛经的文体特点，如不用之乎者也，不用骈文绮词丽句，以及多倒装句法，多提挈句法，句中段落中的解释语，散文诗句的交错等，也都影响了中国文学风格的变化。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次高潮是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9世纪末以后，由于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说大量的涌进，与此相应，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政治小说，一些翻译家也大力引入外国小说。晚清时期，翻译的国外小说达400种，仅翻译的小说就有80种。仅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近30年中，就与别人合作翻译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小说180余种。达1200万字。这种翻译介绍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最高点，其数量令人惊叹，世界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几乎都被介绍进来。中国文学因此开拓了自己的视野，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震动。中国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步入了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20世纪以后，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不断，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才采取了全面封闭的绝对态度。文化大革命过后，继续开放，又出现了新的高潮，这时期主要介绍20世纪世界文学新观念和作家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