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有文字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以汉民族文学而言，曾经有非常丰富的神话和传说。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之类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相媲美。可惜，这些丰富的神话传说没有能在上古时代得到整理，大多散佚了。但是，在各少数民族中却保存和传承了不少神话、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古代歌谣等。这些珍贵的文学遗产，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某些空白，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远古神话、传说和歌、谚属于口传文学，见于文字记载较晚，且散见于各种古籍。迄今能考订的古歌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所载《弹歌》，相传多属远古狩猎、农牧时代的纪实之作。而《山海经》所载的神话传说则反映了先民千奇百怪的想象和幻想。商、周时代的文字见于考古发掘出来的甲骨和青铜器，即甲骨文和金文。前者多为卜辞，后者则有记载祭祀和贵族历史的。据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现，战国初期已有竹木简，竹木简可以书写，得以保存更多的文字资料，其中便有古代的某些文学典籍。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稍后，在南方的楚地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与韵文相对的广义上的散文，较早见于《尚书》，其中有一些记叙性和论说性的文字。春秋战国时代，天下纷争，士人纷纷著书立说，尤其是战国时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也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成长起来。首先得到较大发展的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汉代设置了制乐和采集民间歌谣的机构——乐府，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乐府诗”。汉乐府以民歌居多。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的《古诗十九首》的出现，表明五言诗体基本成熟。而从楚辞传统发展起来的赋体，流行于两汉。它有诗的韵脚，尚铺张扬厉，司马相如和扬雄是代表作家。大赋善于铺陈，体制宏丽；小赋善于抒情咏物，小巧清婉。史传文学首推《史记》、《汉书》。司马迁巨著《史记》以“略推三代，录秦汉”为其内容，体大思宏、文笔生动。班固《汉书》的人物传记也不乏佳作。政论方面贾谊、晁错等均有名篇。及汉室衰微，建安时代孔融、王粲等七子并峙，三曹父子竞起，诗文盛极一时。唯世积乱离，诗文于沉雄中多苍凉悲慨之气。建安文学的这些时代特征，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三国后期的正始文学，则有竹林七贤，其中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成就最大。西晋太康诗人主要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他们大多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中国诗歌史上雕琢堆砌的风气。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到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文学创作。晋室南渡(317)后，玄言诗赋流行，东晋(317～420)末陶渊明独树一帜，他的咏怀诗和田园诗，大多自然真朴，言近旨遥，平淡而有思致，使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魏晋之际，文学观念也有所变化。曹丕《典论·论文》曾指出“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也认识到文学创作中“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形象思维的特点。
魏晋以后产生的骈文，在南北朝达到全盛。它追求句式的整齐，强调对仗的工稳乃至音律的和谐，而不要求押韵。北朝号称“文气贞刚”，由南朝来北朝的庾信和王褒都是著名的诗人和骈文家。庾信到北方以后写的诗显得苍劲而沉郁，辞赋尤多名作，《哀江南赋》悲切感人可为代表。此外，北朝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散文名作。北朝乐府民歌较为刚健豪放，《木兰诗》是其名篇。为后世传诵的《敕勒歌》也是北朝民歌。南朝历宋、齐、梁、陈四代，其乐府民歌主要分吴歌和西曲两部分，清新婉转、本色自然，喜用谐音双关隐语。南朝诗坛有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以古朴活泼的乐府诗和拟古诗见长的鲍照，还有强调诗歌声律的永明体作家谢脁、沈约和以柔靡风格为主的宫体诗作家萧纲、萧绎等。南朝辞赋以鲍照、江淹成就为高。骈文大家有鲍照、江淹、刘峻、徐陵等，名篇则有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论析精微，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最重要、最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此外，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录标准，是影响深远的古代文章总集。而徐陵所辑《玉台新咏》是汉至南朝梁代诗歌总集，保存了许多古代诗歌和乐府民歌的佳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小说处于萌芽阶段。代表作是东晋干宝的志怪小说集《搜神记》和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其中的许多故事流传较广，有些成了后世诗文中的常用典故。
自先秦至两汉，居住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其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和歌谚、咒语，因缺少文字记载，实际产生年代已难稽考。以汉文记载而留存的文学作品为数极少，仅有《越人歌》和《白狼王歌》等。但彝族于魏晋时代即有诗论，可见其诗歌创作的繁荣。这种诗论为毕摩大经师所作，有举奢哲的《彝族诗文论》和阿买妮的《彝语诗律论》等（见彝族古代诗学理论）。
有隋一代，国祚短促，在文学上绍六朝余绪，下启唐代先河，无甚大家。唐代国势强盛，文化繁荣，文学成就也高，诗歌尤其进入鼎盛时期，称得起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据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及今人所辑《全唐诗外编》，唐代有诗人3,000多人，尚存诗歌55,000多首。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诗风清俊，陈子昂则质朴刚健，沈佺期和宋之问的五七言近体诗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盛唐之际，孟浩然、王维的山水诗，岑参、高適、王昌龄、王之涣的边塞诗等，已呈森茂恢弘气象，而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创作，一洒脱奔放，一沉郁顿挫，双峰并峙，使盛唐诗歌达到辉煌的境地，二人也成为冠绝千古的伟大诗人。中唐时，诗风又见百花齐放：大历十才子清细精工；刘长卿等江南诗人清婉柔秀；韦应物和后于他的柳宗元则能“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与孟浩然和王维一起成为山水诗派的代表；韩愈、孟郊、贾岛、李贺诗奇险怪诞；白居易、元稹却尚俗务实；刘禹锡诗则取境优美、精练含蓄，自成一格。诗至晚唐则有杜牧的俊爽，温庭筠的秾丽，皮日休的博奥等；李商隐的诗尤以感情复杂，意象迷离，结构婉曲，语言精美见誉。除诗歌外，唐代古文也很有成就，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针对南北朝以来盛行的骈文而发，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力图扫除六朝绮靡的文风，影响深远；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唐代传奇同魏晋南北朝小说相比，题材更为开阔，生活气息也较为浓厚，篇幅加长，标志着中国古代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唐代还有一种用于“俗讲”的文体叫作“变文”。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而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在艺术上变文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对后世的小说、讲唱文学和戏曲文学都有影响。
进入五代十国(907～960)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学趋于萎缩，只有西蜀和南唐相对说来较为安定。词在晚唐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花间集》编于此时，收录晚唐温庭筠和由唐入西蜀的韦庄等人的词作，形成所谓花间派，多以写艳情离愁见长。南唐后主李煜拓宽了词作表现领域，风格上有烟水迷离之致。他们为宋词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唐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中，突厥族的碑铭文学、藏族（吐蕃）的史传文学都比较发达，主要歌颂君王和贤臣的功业。前者如《毗伽可汗碑》，后者如《巴协》。南方少数民族传说已见有白族的《火烧松明楼》、彝族的《柏洁夫人》等。各族的叙事长诗也发展起来。以滇池为中心的南诏国则用汉文写文学作品。南诏王异牟寻留下《与韦皋书》和《誓文》；诗人杨奇肱等吸收中原诗歌的营养，作有反映田园风光、人文习俗和个人情感的诗歌。
宋代是中国经济、文化包括科学技术都十分昌明并居于世界前列的时代。活字印刷的发明更促使文学大范围传播。散文方面，北宋初，柳开首倡古文，稍后的王禹偁则在写作上颇有实绩，后穆修、尹洙等也极力响应。至欧阳修出，文风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成为宋代散文的第一个大家。欧阳修所推荐和培植的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人，多长于论说文，语言锋利，恣肆纵横；苏轼的叙事纪游文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宋诗具有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风貌，其整体成就虽不如唐诗，但对后世影响仍然很大。宋初诗歌多沿袭唐末诗风，以雕章丽句、好用典故的西崑体影响为最大。后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创作了大量的古体诗，诗风为之一变。至王安石和苏轼则形成宋诗的第一个高峰，王诗长于议论，苏诗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于创新精神。形成于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以黄庭坚为首，强调“以故为新”，使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南宋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平易的“从军乐”，杨万里“活脱”的“诚斋体”，范成大明白如话的田园诗，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平直质朴的诗歌，均能别开生面，写下许多佳篇。宋代文学最为人称道的是词。据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和孔凡礼《全宋词补辑》，两宋词作有20,000余首，有名姓可考作者1,430余人。词风之盛，可见大概。宋初词沿袭“花间”余风，重要作者有晏殊、张先、晏幾道、欧阳修等。第一位变革者和词作大家是柳永，他作了大量慢词，写恋情和市井生活，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词至苏轼，“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卷四），以“豪放”见长。秦观出于苏轼门下，他的词俊逸精妙。贺铸的歌词盛丽、妖冶、幽洁、悲壮，多种风格兼长。北宋后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长，集其大成，促进词体的成熟。李清照亲身经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歌词的内容、情调，乃至色彩、音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由明丽清新变为低回惆怅、深哀入骨。辛弃疾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圆转秾丽的一面，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姜夔长于音律，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裁风格，自创一体。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吴文英主张词要做到律协、字雅、味深长而意柔婉，张炎词则“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而以市民为主要听众的“说话”的盛行，也标志着话本小说的兴起。宋代杂剧和南戏的诞生，则说明从唐代参军戏以来，中国古典戏剧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并为元代杂剧的繁荣奠定良好的基础。
宋代文学批评在文论、诗论、词论方面都比较活跃，尤其是诗论方面，产生了新型的文学评论形式“诗话”。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著名主张。严羽的《沧浪诗话》具有比较完整的系统和纲领。严羽不满意苏黄以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风。他力主“妙悟”，创诗有“别材”、“别趣”之说。
元朝，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成为杂剧名家，《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是他们的代表作。而语言比较通俗的散曲也取代词成为元代诗歌的重要形式。现存宋元南戏剧目有238种。《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合称南戏四大传奇。高明的《琵琶记》则是南戏的高峰。元杂剧的繁盛和南戏的流行，为明代以后戏曲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元代的话本小说和宋代的话本合称为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元代的长篇讲史话本为明代长篇小说的产生，积累了艺术经验。金、元时期以诗文驰名于世的少数民族作家有元好问（鲜卑族）、耶律楚材（契丹族）、萨都剌（回族）等。而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于11世纪的富有哲理色彩的叙事诗巨著《福乐智慧》，蒙古族记载成吉思汗家族勃兴历史的《蒙古秘史》，藏、蒙古巨型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它们都称得起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此外还有维吾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传》，纳西族长诗《鲁般鲁饶》，傣族贝叶文学“阿銮故事”和藏族格言诗集《萨迦格言》等优秀之作。
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代分别由汉族和满族掌权，经济、文化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高峰期。在文学上，明初刘基、宋濂、高启等略有成就。台阁体出，歌功颂德之作多，抒发性情之作少。后来经历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和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复出现唐寅、文徵明等吴中文人和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回归于真性情的创作；尤其是归有光，善于即事抒情，文笔动人，“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又倡导学秦汉之文，但他们的诗文成就不高。晚明李贽知识渊博，笔力酣畅，思想卓异，说理透彻，于文学批评大有贡献，提出著名的童心说。当时还出现许多小品作家，他们的散文，题材多样，形式活泼，尽管篇章短小，而无论是叙事抒情，说理谈天，都信笔直书，流畅隽永，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公安派的袁宏道兄弟则反对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也主张诗文应为“性情之言”。他们颇多咏物和山水纪游的明秀隽永之作。清初诗歌创作比较活跃，诗派林立。由明入清的钱谦益主盟文坛50余年，创“梅村体”的吴伟业和倡导“神韵说”的王士禛，他们都有较高的成就。学人之文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黄文见识精深；顾文凝练劲健，颢苍醇雅；王文则感情洋溢，恣肆纵横，有大家气度。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为代表，在传记文学方面不乏佳作。清代中叶，诗坛上沈德潜提倡“格调说”，袁枚提倡“性灵说”，翁方纲提倡“肌理说”，分庭抗礼，各有从者。而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散文家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他们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雅洁，有阴柔之美，其影响及于民国。
明清文学的突出成就是小说，明代小说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成书于嘉靖年间的《西游记》标志着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它们都是在长期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写定。明后期则出现由文人独立创作、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描写也更趋于细致的《金瓶梅》，明末的短篇小说则以冯梦龙辑纂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为代表，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清初小说中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较多，而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优良传统，用纯熟简练的笔法，深刻而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最高峰。清前期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经典作品。《红楼梦》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清后期小说创作总体来说不如前期，呈现萎顿、沉闷的景象。明清两代在小说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以明代的李贽、叶昼，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和清代的毛宗岗、脂砚斋等为代表。
明代戏曲包括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来的传奇戏曲和由金元杂剧发展而来的杂剧两部分。传奇作品众多，而沈璟、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分别形成了吴江派和临川派，汤显祖的《牡丹亭》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的最高成就。清代的传奇则有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著名之作，各有成就。清代地方戏曲尤为繁荣，杂剧和传奇的地位逐渐被来自民间的地方戏曲所取代。明清传奇盛行时出现诸多声腔，尤以魏良辅等改进的昆山腔最为著名。以昆山腔唱法演唱的戏曲称昆曲，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明清的戏曲理论也十分兴盛，明代的徐渭、王骥德，清代的李渔等都是重要的戏曲理论家。
明清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作品则有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维吾尔族长篇叙事诗《世事记》和诗人纳瓦依的名著《四卷诗集》、《五卷诗集》，还有哈萨克族英雄史诗《阿尔帕米斯》和叙事长诗《吉别克姑娘》，藏族史传文学《贤者喜宴》和《米拉日巴传及其道歌》，傣族英雄史诗《兰嘎西贺》，满族传说《尼山萨满传》和赫哲族说唱文学伊玛堪。此外尚有纳西族的东巴文学，彝族经籍文学中的咏史诗与训谕诗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经历不断的战乱和深刻的历史转型，中国文学从理论观念到表现形式和传播工具都产生了显著的变革。龚自珍、魏源作为思想家兼文学家首开革新风气之先，冯桂芬和王韬明确提出反对和抛弃桐城派古文，兴起了一股创作新体散文的潮流。而在传统诗文方面，则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中兴，曾国藩、梅曾亮是重要代表。宋诗派至光绪年间(1875～1908)衍为同光体。近代前期的主要小说形式是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派的谴责小说盛行，有所谓清末四大谴责小说问世，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辛亥革命后，则出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成就不高。近代文学革新呼声的高涨则表现在甲午战争后，梁启超大力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试图突破文言的束缚，追求语言形式的通俗化，提高文学改革社会的功用，影响很大。他的新体散文成就突出。黄遵宪的“新派诗”和后来的秋瑾及南社中的柳亚子等人写出了许多富有新的时代精神的诗歌。同样在甲午战争后，戏剧改良运动兴起，许多地方戏也参与进来。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话剧也开始兴起。近代翻译以严复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和林纾译西方小说为代表，他们的译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文学理论以王国维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但开创了中国戏曲史的研究，而且把中国诗歌理论发展成完整的体系，以“境界说”为纲，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见。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文学走过不寻常的30年，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阶段。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文学语言的主要形式，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的体裁；一些不同以往的鲜明的现代意识（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和情绪体验进入了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从理论到创作都比前代文学受到更多的外国理论和创作的影响，如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等。文坛上先后出现众多的文学团体，主张各异，流派纷呈，创作风格多样，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纷起。
现代小说不同于前代的文言小说和传统的白话小说，多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与实际生活大为接近，具有现代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创作方法也较为多样。此期间除了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等小说大家的作品外，还有“五四”时期关注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带有浓重主观抒情色彩和自我寄托成分的创造社小说，20年代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浓郁的“乡土文学”小说，30年代左联和接近左联的作家沙汀、艾芜、萧红等人的小说，“京派”作家沈从文等内容恬淡、各具特色的小说，以日本新感觉派或欧美其他现代派小说为楷模的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现代小说，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小说，以及张恨水、钱钟书、张爱玲、丁玲、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小说，均较有特色。新诗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胡适、刘半农等写出第一批白话新诗后，冰心和宗白华等人的小诗，晶莹清丽，很有影响。以后有诗人郭沫若的显露，湖畔诗社的出现。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社派，以李金髮、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围绕在《现代》杂志周围的现代派诗人，汉园三诗人（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均为世人瞩目。臧克家、艾青、田间的诗，李季、阮章竞的叙事诗等都各有成就。话剧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戏剧文学的主要形式。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戏剧大家曹禺，以及洪深、田汉、欧阳予倩、丁西林、夏衍、阳翰笙、陈白尘、于伶等剧作家。现代散文也卓有成就，尤其是鲁迅的杂文。此外，还有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等人的抒情散文，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形成一时风尚。报告文学也在现代出现并臻于成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文艺工作不仅在思想原则上，而且在组织领导上都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1956年，提出了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至1966年，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保卫延安》、《红旗谱》、《青春之歌》、《茶馆》等。与此同时，文艺被泛政治化，一些文艺问题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导火线，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文学观、胡风文艺思想等运动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极左文艺思潮登峰造极，文学艺术普遍受到摧残，数年之间只有所谓“革命样板戏”独步舞台，一些文学创作进入地下状态。1976年之后，中国文学逐渐摆脱政治的沉重羁绊，文学的审美性被充分肯定，文艺本身的规律重新得到强调和尊重，久已隔绝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重新发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中国文学创作日益显现多元化的总体趋势。当代文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仅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就从几十部上升到800～1 000部，成为人民共和国年代的突出文学现象。20世纪80年代，文学在反思历史、启蒙民智方面起过重大的作用。9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学逐渐退出了在社会精神生活中的显著位置，而商业文化的崛起也促使一部分文学现象的商业化，传媒手段的多样催生了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学载体和传播样式的出现。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更有飞跃的发展。各民族都成长起自己的作家群，创作了大批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新的独立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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