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六义①

　　诗之六义，中国古代对《诗经》艺术经验的总结。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将“六诗”说发展为“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不同内容体制，“赋、比、兴”是《诗经》的不同表现方法。这种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

　　《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释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风是以个人之事表现所在诸侯国的社会风尚，雅歌咏的是周王朝王政兴衰，颂即歌颂统治者的盛德以告之神明，比较切合《诗经》的创作实际。

　　对“赋、比、兴”的解释历代多有不同。汉代解释“赋、比、兴”的代表人物是郑众和郑玄。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认为“比”是修辞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以见意”的一种手法。此说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郑玄则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他将“赋、比、兴”与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艺术手法与特定的创作意图等同起来，不免牵强附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是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更多地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而刘勰在继承郑众见解的同时，又受到《毛传》和《郑笺》的“美刺讽谏”说的影响，提出“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文心雕龙·比兴》）的说法，刘勰还认识到“比显而兴隐”的区别。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滋味”，从而把艺术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表现特点联系起来，是传统诗学的一个突破。钟嵘还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一味“比兴”以致晦涩难解，也不能单用“赋”法，以免散漫芜累。

　　唐代把“比兴”称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殷璠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喻着眼的。他们标举“兴寄”、“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发挥社会作用，促进了唐诗的健康发展。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李仲蒙和朱熹的解释对后世影响很大。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这种解释着眼于诗歌艺术中形象和情感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不同方式。“叙物以言情”，指出“赋”是一种即物即心的直接抒写。“索物以托情”，指出“比”是一种心在物先的有意喻托。“触物以起情”，指出“兴”是一种物在心先的自然感发。这种解释跳出了“美刺讽喻”的框框，最为切近“赋、比、兴”本义。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者也”。又在《诗纲领》中说：“诗之兴，全无巴鼻。”“全无巴鼻”的说法正合刘勰的“比显而兴隐”。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诗歌创作的实际。

　　总之，汉代以后直至清代的“赋、比、兴”之义的流变基本上按照两种路径进行：一种是以郑众的观点为代表，认为“赋、比、兴”是诗歌的三种不同的表现手法，表明诗歌创作中情感与对象间不同的感发方式。另一种是以郑玄的观点为代表，认为“赋、比、兴”都是表达政治伦理寓意的一种手段。两种观点都源远流长，但以前一种更符合诗歌艺术的创作规律，越来越得到当代学者的认同，后一种观点虽然强调了诗歌的干预社会的功能，但往往视诗歌为政治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