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故事直接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此外,流传的西洛书生张浩与东邻女李莺莺踰墙相会、终成眷属的故事,以及蒲妓崔徽为裴敬中憔悴而死的传说,在题材和人物、情节上对《西厢记》都有某种影响。
《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书生张生与少女崔莺莺从恋爱、结合到离异的悲剧故事。作者元稹可能受到张鷟《游仙窟》的影响。所谓“游仙”,本意写嫖妓宿娼;所谓“会真”,实质是写偷情艳遇。所以作者抱着欣赏文人风流韵事的态度,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行为加以肯定。但崔莺莺的悲剧形象和悲剧命运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一些文人诗作中不时提到“莺莺”和“待月西厢”事。
到了宋代,崔、张故事十分流行。秦观、毛滂的《调笑令》以一诗一词咏唱这个爱情故事,使它成为歌舞曲词。赵令畤创作了可说可唱、韵散相间的《商调蝶恋花词》。小说有《张公子遇崔莺莺》,见于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此外,罗烨的《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记有小说《莺莺传》。赵令畤的鼓子词和《绿窗新话》中的《张公子遇崔莺莺》与元稹的原作不同,它们都删去了传奇小说文中张生诋莺莺为“尤物”、“妖孽”的部分,赞赏莺莺的真情,同情她的命运,并对张生的行为颇有微词。
金代章宗时董解元将这个故事改编为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西厢搊弹词》或《弦索西厢》)。它在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上都与《莺莺传》有根本的差异。《西厢记诸宫调》摒弃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以张生和莺莺双双私奔团圆作为结尾。《莺莺传》中矛盾的双方是张生和莺莺,导致莺莺悲剧命运的因素是张生的薄幸。而《西厢记诸宫调》中的基本矛盾是争取婚姻自主的崔、张和以崔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这就使作品具有明显的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与此相联系,《西厢记诸宫调》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崔母从一个性格软弱的老婆婆,成为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崔、张婚姻的直接障碍。张生从一个思想感情上存在矛盾的负心汉,变成一个用情专一、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多情种。而莺莺的形象则显现出鲜明的反抗性。《西厢记诸宫调》还创造了两个身世卑微的小人物——红娘和法聪,并赋予他们勇敢、机智的性格和济危解难的侠义肝胆。
虽然《西厢记诸宫调》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诸宫调》完成了质的变化,从而为杂剧《西厢记》的创作奠定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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