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说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当形而下的事物没有产生时，形而上之理就已存在。理又是不生不灭，亘古亘今，颠扑不破的超时空的东西。“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 理是事物的定理。天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定理，即必然的规律。人们只能顺应事物一定的定理而行，而不能违背理。万物之理是“理一”的表现，本体理印到万物之中，于是，万物各具一理。
-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朱熹又把理称之为“当然之则”，亦即“道”。“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气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与气相融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与气的关系是相依不离，无先后之别，却又相分而不杂，有主有次，理制约、决定着气。从宇宙构成论看，理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意义看，“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运动。首先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接着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的运动形态。这里的一，是指统一物。其中包含着对待的两个方面，譬如阴阳两端，而阴阳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以神化无穷。这里的二，是指对待的两个方面，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所谓一分为二，就是统一物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朱熹认为动静相互对待、相互对立，并且相互统一。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同时，动极则自然静，静极则自然动，动静各自转化为自己的对待面。与动静有关，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变是自阴而阳，自静而动；化是自阳而阴，自动而静”。化即渐化，变即顿变。渐化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顿变。顿变是自微而著的显著的变。事物的变化是渐化与顿变的统一，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知识领域的理论问题。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理。物之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由格物而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人们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在认知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由此，他探讨了认知的诸形式，如知觉、思虑等。人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便是知觉。心，从知识论意义上讲，是思维的器官。心这个思维器官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即是思。虑则是思的进一步深化。朱熹还探讨了知行关系。他所说的知，是知理；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知与行的关系是：
- “知先行后”。学、问、思、辨，知在先，笃行在后，这是“为学之次序”，不可躐等。
- “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其理论依据是知易行难，力行是明理之终，行是检验知的真与不真的标准。
- “知行互发”。知行既作“两脚说”，又作统一论，即“相须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知行相须互发，体现了辩证思维。
心性理欲论
朱熹认为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性，在物上体现为物性。人性和物性有同有异。其同是，同得天地的理与气；其异是，人性能得形气之正和全，而物性则不能。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这一说法上接孟子，有功于圣门。“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这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于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举；“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这里，所谓天理，是指心的本然，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体现为父子、兄弟、夫妇等伦常，因此是善的。但天理有时未纯，便要除去人欲。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天理人欲”之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彻，便是“王霸”之辩。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最正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天理流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光明的，是“王道”盛世；三代以下，帝王“心术”不正，“未免去利欲之私”，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黑暗的，是“霸道”衰世。区别“王道”与“霸道”的标准，是讲仁义还是讲功利。
美学思想
朱熹讲的美，一指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一指表现于外在形式上的精神内容。他认为声音的和谐，容貌的俊丽，具有诉诸视觉和听觉的美，但这种美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善。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这是对儒家的传统看法和张载“充内形外之谓美”的继承和发挥。关于乐，朱熹认为，古乐与今乐的区别在于“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乐声淡而不伤，则欲心平，不淡则欲心起；和而不淫，则人心不躁，不和则淫。古乐淡而和，今乐不淡不和。产生这种不淡不和之乐的原因，在于废礼败度及政苛民困，其结果便表现为不淡而妖淫，以至轻生败伦，贼君弃父。朱熹认为，只有“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这就是正三纲，叙九畴，万物各得其理，理而后和。这就将乐与礼联系起来了。
文学思想
韩愈、柳宗元等人主张“文以明道”，而程颐则认为“作文害道”。朱熹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将文与道割裂开来。将文与道割裂开来的结果，必然是道外有文，文外有道，道自道，而文自文。如此道不足为道，文亦不足为文。有感于此，朱熹强调“文道合一”，认为道与文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一贯的、相融无间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两者相依而生，浑然一贯。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就是这道心的写真。所以，文之为文，就在于它源于道。文不合道，便无以为文。与“文道合一”相联系，朱熹亦主张“诗理合一”。作诗必须心虚理明，明理而达到善美的境界，体现这种明理的善美境界的诗，便是好诗，反之，便不成其为诗。所以学作诗的过程，也就是穷理的过程。作诗与穷理，两者紧密相联，同步同构。“诗理合一”，其宗旨是“诗教”。诗是人的思想由于感受外物而激发起灵感，而表达为言辞的。然而人之感物有邪正善恶之分，所以，诗亦有邪正之别。因为诗为心声，所以诗可以作为教化天下的重要手段。
文学成就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其词结有《晦庵词》。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活动约50年，创办过很多学校，恢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朱熹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整顿伦理道德。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兴学办校，亦应以五伦为教。“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针对不同人的情况，朱熹提出因人施教。“各因其所长而教之”，是朱熹重要的教育思想。朱熹将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大学的内容是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关于教学方法，朱熹主张采取商讨式的方法，强调书要自己去读，理要自己去体；有疑问，师生可以共同商量。书法
朱熹善书法，名重一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