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哲学上持天命论，认为人的贵贱祸福是命定的，人应顺天安命。他宣扬“圣人立教”的观点，把仁义道德宣布为“圣人之道”，这个“道”世代相传，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到孟子，构成了一脉相承的“道统”。他认为佛教、道教的思想与儒家的经世思想是对立的，所以竭力排击佛道，指斥它们破坏封建君臣、父子、夫妇的伦常关系，是国无宁日的祸根。韩愈排斥佛道、尊崇儒学的思想，对后来宋明理学的形成有重大影响。韩愈继承孔子“惟上知与下愚不移”的观点和董仲舒的人性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性情三品说。认为“性”是先天具有的，包括仁、义、礼、智、信“五德”；“情”是由于接触到外界，受到刺激后而产生的内心反应，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是情的基础，情是性的表现，只能因情以见性，不能灭情以见性。人由于各自具有的五德参差不齐，所以人性有上（善的）、中（可善可恶）、下（恶的）三品之分。中品人性可改变，上、下品的人性不能改变。人的情按是否合乎“中”（无过也无不及）也分三品。性的三品与情的三品相对应。韩愈关于性、情既区别又联系的观点具有反对佛教灭情复性说的积极意义。
在教育上，韩愈主张“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提倡勤奋学习和独立思考。他还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说》）。这种师生教学相长和青胜于蓝的思想，是精辟的。
韩愈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文学上。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他有一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他坚持“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要求作者有扎实的文字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
韩愈所作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的论说文有的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原道》、《原性》、《师说》等），有的是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送穷文》等），有的则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等）。这些论说文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有的比喻巧妙，寄概深远，有的用问答形式和幽默笔触，嘲讽社会上的庸俗习气，构思奇特，锋芒毕露。韩愈的叙事文有的用儒家经书的体式写成（《平淮西碑》等），有的是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写成（《张中丞传后叙》），更多的则是他为别人所写的墓志铭。这些碑铭往往能写出不同人物的特色，但也有一些“谀墓”之作。韩愈抒情文中的祭文，有表现骨肉深情的《祭十二郎文》，也有表现朋友交谊、患难生活的《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韩愈的一些书信和赠序也极具感染力。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具有小说意味，但和当时一般传奇小说仍有区别。
总体来说，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很能形容出韩文的主要风貌。这样的散文，对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具有扫荡作用。韩愈又是语言大师，善于对前人的语言推陈出新，对人们的口语进行提炼，如“蝇营狗苟”(《送穷文》)、“贪多务得”、“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原道》）等新颖词语，韩文中为数不少，一直沿用至今，丰富了中国语言的宝库。他主张“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创造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些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来一部分文人也有影响。
韩愈的诗也有独创成就，向来亦称大家。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善写雄奇境界。但在追求奇谲的同时，往往也有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等近于文字游戏的缺陷。韩诗中也有一些也写得朴素无华，不尚雕绘，本色天然。
韩愈写诗的方法，是“以文为诗”。这是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主要表现为：①把散文的篇章结构、句式、虚词等运用于诗歌写作，使诗的形式散文化。这种诗体散文化的长处，是比较自由流畅，扩大了诗歌表达的功能。缺点在于有时把散文的虚词过多地引进诗中。后代诗人如钱载、翁方纲等，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变本加厉。②把大量的议论成分引进诗中，以议论为诗，有时甚至通篇是议论。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的部分诗作，尤其是理学家的诗，就受了这种影响。但这不符合诗歌以抒情写意为主的特点。③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为诗。《南山诗》最有代表性。这首诗中连用50多个“或”、“或如”、“又如”，又连用14个迭字句，排比形容，层出不穷，别开长篇雕绘的途径。这类诗有光怪陆离、雄奇纵恣的特色，但也有累赘堆砌、晦涩呆钝、僻词怪字满纸的缺点。
韩愈以文为诗，因而在各类诗体方面，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其律、绝中也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为历来选家、评论家所赞赏。
韩愈诗文，唐代以来久有定评，古文方面评价尤高。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以韩愈冠首。诗歌方面，评论则有分歧。赞扬韩诗的，司空图说它“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题柳集后》)，宋代人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叶燮说“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原诗》)，总之，都承认他是开派的大家。持贬抑论者，陈师道以为“退之于诗，本无解处”（《后山诗话》），王世贞以为“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艺苑卮言》)，近代如王闿运、章炳麟诸人对韩诗也多贬词。
作品
韩愈的作品非常多，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韩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整理注释的韩集有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童第德《韩集校铨》等。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
《全唐诗》编其诗十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12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