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官修正史《旧唐书》刘昫等的评价是：“史臣曰：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尝试论之：础润云兴，虫鸣螽跃。虽尧、舜之圣，不能用梼杌、穷奇而治平；伊、吕之贤，不能为夏桀、殷辛而昌盛。君臣之际，遭遇斯难，以至抉目剖心，虫流筋擢，良由遭值之异也。以房、魏之智，不逾于丘、轲，遂能尊主庇民者，遭时也。或曰：以太宗之贤，失爱于昆弟，失教于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承干之愚，圣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储于哲嗣，不骋志于高丽；用人如贞观之初，纳谏比魏徵之日。况周发、周成之世袭，我有遗妍；较汉文、汉武之恢弘，彼多惭德。迹其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 赞曰：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
北宋官修正史《新唐书》欧阳修、宋祁等的评价是：“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号称三宗。武王有天下，传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与宣之功，其余无所称焉。虽《诗》、《书》所载，时有阙略，然三代千有七百余年，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宪宗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新唐书·北狄列传》：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
元朝戈直在《贞观政要》集论中说：“夫太宗之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诚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亦三代而下，绝无而仅有者也。后之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岂不交有所益乎！”这里所说，太宗在正心修身，齐家明伦方面，有愧于二帝三王之事，主要是指太宗与其兄李建成的皇位之争。
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八月初一日（1374年9月7日），亲自前往南京历代帝王庙祭祀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一共十七位帝王，其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祝文是：“惟唐太宗皇帝英姿盖世，武定四方，贞观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元璋以菲德荷天佑人助，君临天下，继承中国帝王正统，伏念列圣去世已远，神灵在天，万古长存，崇报之礼，多未举行，故于祭祀有阙。是用肇新庙宇于京师，列序圣像及历代开基帝王，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今礼奠之初，谨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神鉴。尚享！”
明宪宗在命儒臣订正重刊《贞观政要》时写道：“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
毛泽东评价李世民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中国通史》对唐太宗的评价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 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 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①，但在一些具 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选自《中国通史》第六卷）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 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②。 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 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 高祖的作用③。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 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④。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 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①。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 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首创之功②。另外，还有一 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 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 之一”③。关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 “争夺皇位的斗争”④，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 斗争”⑤，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⑥，还有的说是“杀 兄逼父”的行为⑦。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⑧，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 势力的斗争⑨。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 争⑩。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 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 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①。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
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 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 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发表的研究唐太宗 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 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 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②。注释：① 万钧：《唐太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赵克尧、许道 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徐连达、仲富兰：《唐太宗首谋晋阳起兵吗？——关于李渊的历史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81 年第 2 期。 ① 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何敦铧：《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福建师大学报》1984 年第 1 期；杨希义：《大 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③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④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⑤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⑦ 江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⑧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1965 年版。 ⑨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97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