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①

　　《儒林外史》，中国清代长篇小说。全书五十六回，作者吴敬梓。写作年代难以确定，但至少下半部是在吴敬梓定居南京、辞去征辟以后陆续写成的。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全书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儒林外史》表面上写明代生活，实际上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入手，进而讽刺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堪救药，乃至城乡下层人民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的灵魂扭曲。

　　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是《儒林外史》社会批判的主要方面。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两个被科举制度塑捏得既可怜又可笑的人物——周进和范进。周进的故事侧重于这个人物发科前后的命运；范进的故事除描叙本人的遭遇外，更着力于描写围绕在他周围的人物的色相。作者在更大的范围里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各色人物的毒害。小说不是一味愤世嫉俗，而是与尖刻的讽刺相辅，他用酣畅饱满的抒情诗的笔调，歌颂了许多正直仁善的人物，倾注了对他们的深挚的爱。

　　《儒林外史》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正面控诉了封建礼教和道学的虚伪，隐隐透露了清代文字狱的残酷；既刻画了统治制度的腐朽，也写出了城乡风俗的颓败。吴敬梓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不可容忍的弊害，但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革这些弊害的方案。只提出要求知识分子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乐、兵、农来济世。反映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他所创造的理想人物的软弱无力 。

　　吴敬梓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只用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人物形象和内心的隐秘。作家在描绘他们片刻活动时，已经将人物的历史、他们生活的全部本质摄取在内了。《儒林外史》的艺术效果，是吴敬梓的理想和创作动机的直接的实现。全书并没有一个或几个贯穿始终的主角，也没有起讫完整的情节。但他通过人物之间的辐射，前后人物和事件的呼应，呈现了纷沓的生活的本源，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从而使《儒林外史》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儒林外史》是中国叙事文学中讽刺艺术的高峰，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影响深远。对晚清的长篇小说影响更深。《儒林外史》有50回、55回、56回等歧说。但迄今可据的材料，只能认为全书应为56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