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是中国明代长篇神话小说。全书20卷100回。《西游记》的故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唐僧玄奘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史实,经《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述和某些夸张,在唐代广为流传,并演化成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至刊印于南宋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取经故事有重要发展,已初步具有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猴行者已取代唐僧而成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到元代(至迟到明代),又出现了更加完整生动的《西游记平话》。它很可能是吴承恩直接据以加工创作的底本,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由宋至明,取经故事也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其中某些情节、内容均与吴著《西游记》相似。这说明在吴著《西游记》之前,取经故事已经众手加工而广为流传。孙悟空的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同样漫长的演变过程,与大禹治水时收伏的一个淮涡水神无支祁有关。无支祁原是个神通广大的猴精,后被镇锁在淮阴龟山脚下。吴承恩就是在前代传说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将无支祁传说跟取经故事结合到一起,并熔铸进现实生活的内容,创作出了这部规模宏大的杰出神话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第二部分写唐僧身世及取经缘由。第三部分写孙悟空皈依佛门,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捉怪,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回真经,成了“正果”。
大闹天宫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敢于造反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反抗权威、蔑视等级制度等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的热情歌颂。
第二部分主要起过渡和连接的作用,有较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故事主体部分的取经故事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矛盾。但由于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贯性,斗争对象和情势的变异并未能影响小说思想内容的大致统一。孙悟空因法力不及如来佛,造反失败、皈依佛门,最终表现了“佛法无边”的宗教思想,这与作者的历史局限和题材的宗教性质都是分不开的。但作为孙悟空这一主人公形象,不管前后都始终保持了战胜邪恶、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这也是《西游记》这部书的积极意义所在。
《西游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曲折地反映出现实的社会矛盾,表现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愿望和要求。在孙悟空身上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反抗专制压迫、战胜黑暗势力和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孙悟空的积极乐观、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生活的艺术概括,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孙悟空对立面的神佛世界和妖魔,都具有非正义的性质,玉皇的昏庸暴戾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缩影;而取经路上妖魔的阴险淫恶则反映了社会上黑暗势力的共同特征。正由于有了这样的对立面,孙悟空才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英雄人物。也正是因为书中突出了斩妖除怪的内容,而使取经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甚至仅有象征性意义。
对于唐僧这个人物,作者是批评大于肯定。他恪守宗教信条和封建礼仪,迂腐顽固,不分是非,从而由一个被歌颂的人物变成一个被讽刺嘲笑的对象。这也是《西游记》与传统的取经故事的不同之处。此外,书中还刻画了猪八戒这样一个既憨厚纯朴、吃苦耐劳、对敌斗争从不屈服、同时又贪馋好色、不能辨识敌我、以及嫉妒心强、斗争不够坚定的社会小生产者的形象,作者对他给予了戏谑嘲笑和善意的批评。作者正是通过书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描写,歌颂了正义、无畏和勇敢的斗争精神,鞭笞了黑暗、邪恶势力,劝戒人们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对敌要狠,除恶务尽。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了深刻的寓意。
《西游记》在思想内容上还存在一些糟粕,如佛法无边的思想、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等。
《西游记》在艺术上有着鲜明的特色。故事情节生动、奇幻、曲折,表现了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力。书中人物既有浓厚的神奇色彩,又有强烈的现实感。神性(幻想性)、人性(社会性)、物性(自然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游记》人物塑造的一个突出特点。《西游记》的语言生动、流利,人物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使整部作品充满了艺术魅力。
《西游记》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明代神魔小说的杰出代表。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成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古典小说名著。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对它的诠释就众说纷纭。小说敷演的是佛教徒的事蹟,所以很自然有人认为它宣扬的是佛教思想。但《西游记》同时也备受道教徒的青睐,清代以来出现的陈士斌《西游真诠》、刘一明《西游原旨》等书,都是从道教的角度对《西游记》进行评点的。而清代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则是从理学角度阐发此书“精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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