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文学思想①

　　冯梦龙的著作，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综合冯梦龙的小说创作，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冯梦龙在文学上主张“情真”。他重感情，认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一种“情教”，用它取代其它的宗教。他曾自负的说“子犹诸曲，绝无文采，然有一字过人，曰真”。（《有怀》评），又在《叙山歌》中说山歌“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落实到小说中，他在《警世通言序》中说小说要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在他的有关小说的眉批里，常可看到“叙别致凄婉如真”，“话得真切动人”，“口气逼真”，“真真”等。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反复提到的，是他追求的总目标，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他虽然不反对文言小说，他的《情史》便收集了很多文言作品，但他更强调文学作品的通俗性，作品通俗易懂才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他在《古今小说序》中就：

　　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

　　又在《醒世恒言序》说：“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这里，“文心”指的是文人典雅的作品，“里耳”是闾巷平民的感受，只有通俗的作品，才能得到闾里小民的欣赏。

　　第三，冯梦龙主张文学有教化作用，而且主张把社会教化的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结合起来。他在《警世通言序》中举了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受小说人物影响的例子：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这个例子生动的说明通俗小说的巨大影响力，确不是被奉为经典的《孝经》、《论语》这类书所能达至的。所以冯梦龙希望借着这些通俗作品去达到教化的目的。“三言”就是他的实践，他解释“三言”的命名：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

　　明白的昭示这套书的目的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