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明末文社,江南地区政治集团。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幾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崑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而以江浙一带尤其。万历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更出现了阉党擅权局面,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人甘当魏忠贤的死党。张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后继自任,主张“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吴伟业《复社纪事》),反映着“吴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该社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社会影响极大。主要集会有吴江尹山大会(1629),南京金陵大会(1630)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这几年间,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为此招致执政大僚温体仁等的嫉恨,又有陆文声等上疏参劾二张“倡导复社以乱天下”。于是朝廷下严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学士,此案才未酿成大狱。不久张溥病死,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一阶段。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周钟参加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为李起草登基诏书,而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复社士子不满于阮大铖招摇过市,贪赃误国,曾联名写出《留都防乱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状,迫使他“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把持朝政,对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迫害。清兵南下时,复社不少成员仍坚持武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岄曾领导嘉定军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复社成员又遁迹山林,顾炎武、黄宗羲等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杨彝、方以智、陈贞慧等则削发为僧,隐居不出。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也有少数人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入仕清朝。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二阶段。
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祖述“六经”,并无特别的创见。但由于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积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就有别于前后七子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
复社成员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张溥、张采等人曾“分主五经文章之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继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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